誰也不能未卜先知，怎麼辦？

我和習總書記、薄熙來是同一代人，上中學的時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時候流行血統論，和現在的「拼爹」異曲同功，人分三六九等，以父母為指標。習總書記他們一定也很熟悉這個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過我們的感受和習總書記他們相反，因為他們是好漢，我們是混蛋。那時候，十四五歲的我就頗埋怨我的父親，他本來是一個進城打工的鐵匠，卻偏偏心氣甚高，勤儉刻苦地開了一個打鐵鋪，成了資本家。要是他懶惰一點，沒出息一點，我就好歹是工人後代，政治上就不至於永無出頭之日了。有一個女同學更可憐，她的父親是個染坊工人，一家住在漏風的破屋子裏，卻和幾個工友合夥開一個自己的染坊，豈不知那時共產黨已經執政，好不容易開出來的染坊沒幾天就給「公私合營」了，她也就成了資本家的女兒。她說，全家從來就住在漏風的破屋子裏，資本家的日子一天都沒看到過，卻害得子孫從此是「混蛋」了。父輩一念之差，毀了我們一生，我們怎麼會不埋怨他們呢？

再後來，讀了一點歷史，經歷的事情多了，就明白不該埋怨父輩，誰也不能未卜先知，他們怎麼知道事情會這樣發展。如果換了我，也不會有先見之明，所作所為明智不到哪裏去。

我後來設想過，如果我生活在父輩經歷的五十年代，怎麼對那個年頭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作出反應？事後可以得出的教訓是，在中共的領導下，你不能只看它的宣傳，你得看它的宣傳後面是什麼，你不能只聽它說什麼，你得看它做什麼。

中共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的政黨，又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政黨。它從來就有它的革命綱領和目標，又非常講究階段性的策略和戰術。它擅長宣傳、統戰、群眾運動，它善於「對敵鬥爭」，分化瓦解，從人性中最薄弱的地方來攻破對方，威脅和利誘都可以達到一招致人死地的分量。

想當初，中共要進西藏，打是能打進去，但是並不容易，打進去以後如何「經營」，毛澤東承認對西藏知之甚少，必須小心謹慎，於是先打一仗，打贏了就談判，說了很多好話，做了重大承諾，於是「和平解放西藏」。而「和平解放」作出的最大保證是，西藏在政治上不變，維持現狀，仍然由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來領導。一開始四五年，中共對西藏和達賴喇嘛極盡禮遇，達賴喇嘛二十出頭就成了中國人大副委員長，班禪喇嘛更年輕，也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都是國家級領導人。毛澤東對達賴喇嘛說，以後西藏可以把自己的國旗打出來，旁邊再打中國的五星國旗。達賴喇嘛至今都說，那時候中共的平等和全民幸福的目標，讓他很認同，他和毛澤東的關係，好到就像父子一樣。

他不知道的是，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共一天也沒有停止它要改造西藏的目標，一天也沒有放鬆準備。當它估計準備得差不多的時候，它就開始早就計劃好的動作，先從局部試探，然後一步一步引導對方作出它所需要的反應。1959年，毛澤東在得到西藏發生藏民和解放軍對峙的消息時的批示是：「西藏越亂越好，可以鍛煉軍隊，可以鍛煉基本群眾，又為將來平叛和實施改革提供充分的理由」。所以他批示說，「歡迎這種叛亂」。但是，這些話，對外是絕對不說的，達賴喇嘛和藏民更是對毛澤東想做什麼一無所知。最後的結果是，「和平解放」後不到十年，當初的一切承諾都煙消雲散了。這一步一步走過來，中共是有計劃有目標的，是主動的，而藏人卻今天不知道明天，不知道對方到底要幹什麼。

我們的父輩在共產黨之下生活，最難的就是誰也沒有洞察的能力，光聽宣傳說得漂亮，卻不知何時會降臨災難。我回想起來，只有胡耀邦時期有一點例外。八十年代有那麼幾年，胡耀邦在各地視察，當場即興發表講話，當天就在電視上播出。胡耀邦那些講話直截了當，手舞足蹈，直率真誠，和之前與之後的中共領導都不一樣，你聽到他說什麼，也就知道了他想什麼。

可惜，這樣的「透明化」只有短短幾年。不久又恢復了「我們不知道」的狀態。中共最高領導所說的「不要」的東西，都是具體的，不要西方式的三權分立，不要憲政，不要言論自由，不要司法獨立，諸如此類。而它要的東西，卻都是無可捉摸的：要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要和諧社會，要實現大國崛起，要做中國夢，如此等等。明天中共將做什麼，中國將發生什麼，其實現在誰也不知道。

在這樣的時候，渴望社會進步和正義而爭取民主的民眾，要有長遠的思想準備，目標要清晰，做事要具體，不能只爭一朝一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