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30日 星期二

愛美國還是恨美國

一黨專制的內政不變,反美的外交不會變。



自從共產黨執政以來,中國的領導人是愛美國還是恨美國?這個問題還真是不那麼簡單就能回答的。毛澤東當年就說過,他喜歡美國人。研究毛澤東的人都會告訴你,毛澤東喜歡尼克松遠勝於喜歡赫魯曉夫。周恩來的美國朋友可以列出長長一張表,但沒聽說他有幾個蘇聯朋友。鄧小平因出席聯大而造訪美國的時候,興致勃勃,有相當出色的表現,而他和戈爾巴喬夫的簡短會面情況成了趙紫陽的罪狀,他說的中蘇兩黨重新建立關係也不了了之。江澤民在美國訪問時可以說興奮異常,背誦林肯演講的情景傳為當年佳話。他是留蘇的實習生,俄語應該更好,卻沒有聽說他背誦普希金或列寧語錄,坊間只傳說他和俄羅斯簽的邊界條約不太好,這個條約至今不公開,終成一大疑團。如今習總書記據說在對美態度上相當有骨氣,他的名言是「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這話的最大亮點是通俗,當年我們這一代下鄉時,老鄉們的說話風格就是這樣的。不過,習總書記的女兒和薄熙來的兒子一樣,是在美國哈佛大學深造的。

你倒說說看,這些人到底是愛美國還是恨美國的?一句話說不清楚,也許只能說是愛恨交加。

但是中國政府對老百姓宣傳的對美觀念卻很簡單,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反美是中國一以貫之的國策。

從1950年「抗美援朝」開始,中國的反美國策基本上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即使是在外交舞台上沒有什麼事情可對著幹的時候,對內的反美宣傳也從來沒有鬆懈過。這是為什麼?研究近代史的人首先就想不通:美國是西方列強中唯一一個從沒欺負過中國、侵略過中國、掠奪過中國、侵佔過中國領土、建立過租界、簽訂過不平等條約的大國,反倒是第一個退還庚子賠款辦學、譴責日本侵華並對日戰略封鎖、在太平洋上打敗日本而救過中華民國的大國。就算中國是靠自己打敗日本侵略者的,那至少美國在抗戰期間是幫中國的,中美是盟友。為什麼要和美國反目為仇呢?

就算那時美國的中國盟友是國民黨政府,中共要推翻國民政府所以連帶著反美,可是後來尼克松放下身段和中共的中國建交了,為什麼中國繼續反美呢?就算中國在五十年代投向蘇聯陣營,不得不在美蘇兩大陣營上選邊站,可是不久就和蘇聯決裂了,為什麼和蘇聯決裂後仍然要反美呢?

中國領導人現在有一個很漂亮的外交說法,要做「負責任的大國」。負責任首先是對自己負責任,對自己的國民和自己國家的利益負責任,那就要明白自己國民和國家的利益在什麼地方,然後決定自己的外交方略。根據中國傳統「遠交近攻」的地緣政治智慧,美國和中國可以說最沒有利益衝突,最應該友好合作,但是,事實是,半個多世紀來,中國始終把美國當成頭號敵人。其結果是,站在同一條反美戰壕裏的戰友越來越少,只剩朝鮮古巴委內瑞拉,可以預見的是,等到這條戰壕裏只剩下一個國家的時候,這個國家一定是中國。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共剛和美國有來往的時候,發生過一起「蝸牛事件」。中國要從美國進口先進的彩色電視機生產線,派專家考察團前往美國,一切順利,談得好好的,美國廠商給中國專家一人送了一個價值50美元的玻璃製品,一只蝸牛,作為禮物。據說選送這個小禮品頗有匠心,表現了美方彩電顯像管的玻璃工藝水平。美國佬萬萬沒有想到,這個禮品被江青得知,慧眼識破這是美帝國主義在嘲諷新中國「像蝸牛一樣爬行」。

任何一個在美國生活過的人都能明白,「蝸牛事件」政治化是個笑話。中國不是沒有人在美國,周恩來指示駐美使館調查,駐美使館一本正經地報告國內,蝸牛一切正常,不是美帝陰謀。可是這筆交易仍然泡了湯。

這是為什麼?

因為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一個大國在較長時段裏的穩定外交國策,必定是要服從內政的。美國之所以是中國的敵人,因為美國是人類自由世界的領頭人,美國的立國理念、美國的自由精神,是半個多世紀來中共政治的最大威脅。只要中共堅持其一黨獨大政治,只要中共在口頭上仍然秉承列寧主義和共產主義,只要中共的領導人視「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為頭等大事,那就一定會以美國為敵,特別是對老百姓的宣傳,一定是要反美的。

最近,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美國芝加哥舉行的中美商業關係論壇上稱,中美是全球經濟夥伴,但引領世界的是美國,中國既無意願,亦無能力挑戰美國的地位。他表示,美國已經主導了體系和規則,中國願意加入這個體系,也尊重這個規則,希望從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這樣聽上去相當善良和理智的話,中國以前也講過。不過,官媒的中文稿中卻未寫汪洋發言的上述詞句。根據英文稿翻譯的上述中文稿在內地互聯網上都遭刪除。
原來,汪洋的話,只是用來忽悠美國人的。

一黨專制的內政不變,反美的外交不會變。


原載《東網評論》:http://goo.gl/R4auJv

2014年12月18日 星期四

整人者必被人整

周永康的罪名多了一個“洩露黨和國家機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開除周永康黨籍移交司法處理,人們立即注意到周永康的罪名裏多了一個「洩露黨和國家機密」。這個罪名說重就重,於是紛紛傳言周永康判死的可能性。然而,周永康案文火慢燉,歷時經年,外傳的蛛絲馬迹都給人們挖了個透,在此之前卻誰也沒料到有這個罪名。黨中央也不給個線索或暗示,社會上大家就只能猜測。他洩露的是什麼機密?位至九大常委之一的周永康需要洩什麼密?向誰洩密?對黨和國家造成了什麼損失?

幾乎與此同時,海外媒體報道,年初被中紀委帶走並宣布免職的前北京市國安局長梁克已被逮捕。外媒報道,梁克涉嫌把來自國安局間諜網、電話監聽和來自告密者的信息「非法」轉交給周永康,為其提供幫助,還涉嫌監視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行蹤。

我在這裏給「非法」兩字打上引號,那是因為我相信中國的立法機構「人大」根本沒有立過法來規定北京的國安局長的職責範圍內,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無法」就談不上「非法」。梁克作為首善之地負責國家安全的執行官員,把工作中得到的重要情報信息報告給頂頭上司,全黨全國負責治安維穩的政法委頭頭周永康,難道是非法的嗎?他到底監視了誰,竊聽了誰,聽到了什麼,然後向上級報告就是「非法」的?

這個梁克,北京市的國安局長,何等的權勢,竊聽和監視本是他的本職工作,是黨和國家交給他的光榮神聖的重要任務。發生在北京的事情,如果黨和國家認為事關重大而竟然沒有及時掌握,那就是他梁克的失職。可見竊聽和監視決不是他的罪名,而是他的職責。報告給周永康,也許有越級報告的可能性,但也不見得不可以,太重要太敏感的情報是只能越級向最高層匯報的。梁克出事的要害,是他竊聽和監視的對象。外媒引述接近中共高層的消息來源說,梁克竊聽了國務院總理等人及其家人助手的電話,目的是「尋找任何腐敗的證據」。

這就是他「非法」犯下的事了,他「非法」在竊聽和監視錯了對像。也就是說,即使沒有明文規定,黨和國家內部一定有潛規則潛法規,有些人是不受竊聽和監視的,即使國安局長是在「尋找腐敗證據」,是在反腐。有一些人是在法律之上的,是不受「收集腐敗證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包括這些人。就此一條就證明,如今的「依法治國」不是真正的法治。

隨著習總書記上台後的反腐打虎一波一波地進行下去,我們將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梁克之類的人,在不久前他們還是黨和國家委以重任專門整人以維穩的人,不久就一個個被整而下了大獄。他們專幹竊聽和監視,他們可知道還會有人竊聽和監視著他們?他們收買和威脅可能的告密者,以掌握別人的行蹤,可曾想過他們身邊的人也會成為告密者,把他們的行蹤報告給更神秘的更厲害的人。整人者,整的人越多,自己被整的可能性就越大,挨整的時刻就越快到來。整人越凶者,被整的時候越沒有生還之路。過去半個多世紀黨和國家的光輝歷史一再地證明了,在沒有真正的現代法治的制度下,整人者必被人整,沒有什麼人是安全的。梁克只是又一個很快就將被遺忘的實例而已。

習總書記反腐打虎至今,雖然「依法治國」說得很多,但是他並不打算作出制度性的改革,建成真正的法治,習近平反腐打虎的政治性質越來越明顯,他的「依法治國」搞的是政治,和真正的法治是兩碼事。

我很好奇的是,最近兩年下馬的一連串人,以及可以預見將要下馬的更多人,特別是梁克這樣專門整人的打手,當他們在台上人模狗樣神氣活現的時候,想過有朝一日也有今天嗎?想過這一天會來得怎麼快嗎?

如果他們從來也沒想過,那他們也太集體愚蠢了,共產黨難道是一個弱智者組織?如果他們是想過的,周永康梁克之輩在他們飛黃騰達的時候就想過,他們整人也被人整,有一天會輪到他們,那麼,我更好奇了,今天在台上的人,今天整周永康梁克之流但並不打算將中國建成真正法治國家的人,是否夢見過,有一天他們也會被人整的?


東網評論:http://goo.gl/MwGUIQ

2014年12月13日 星期六

「現世報」的好戲還在後頭




在中國生活了半輩子,又到美國生活了一些年,比較下來,中國老百姓和政治的關係是十分獨特,憑美國人的腦子是怎麼也理解不了的。中國老百姓特有氣量和忍耐力,大家和政治的關係基本上就是無聲無息地承受和消化黑暗政治造成的惡劣後果,而且有化腐朽為無物的驚人能力。海外常有人想不通,中國的經濟、環境、房市、食品安全、生態危機、貧富差距、道德滑坡等等等等,要是發生在其他地方,早就崩潰無數次了,中國的情況卻是搖搖欲墜卻從不崩潰。我常得徒勞地向他們解釋,中國是不會那麼容易崩潰的,因為中國有十幾億老百姓,這十幾億老百姓會把這些問題都消化掉。上面走不下去了,把問題轉移到下面老百姓身上,路就還能走下去。

老外聽到這裏就會問,難道中國的十幾億老百姓都那麼寬宏大量嗎?他們為什麼聽憑上面搞出問題來再默默承受消化一切後果?對這樣幼稚的問題,我就沒本事解釋了,只好給他們講講,中國的百姓,相比你們美國人,也有一個樂趣是你們沒有的,我們這一輩子看了多少「現世報」的好戲!

為此,我得先給老外介紹,「報應」是一個佛教概念,完整的說法是「因果報應」,意思是說,凡事皆有因,凡因皆有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老外認為這匪夷所思,基督教認為做好事不應該為了得好報。但是真正的佛教徒都相信報應,因為此生不報,還有來世,報應通常是落到來世或者你的子孫後代身上的。也有報應來得快的,不必等到來世或子孫,後果物歸原主,這就叫「現世報」。
雖然中國老百姓和政治的基本關係是被動地默默地承受消化其後果,但是我們有一個樂趣是美國人沒有的,我們可以不動聲色地看政治這個舞台上演出一幕一幕「現世報」的戲。

從我懂「政治」這個詞的時候,就開始看「現世報」了。想當年,林彪多紅啊,他和毛主席夫婦倆配合,互相幫忙,各送所需,把自己寫進了九大的黨章,明文接班人,可惜從最高峰到蒙古大草原,只用了兩年多。我至今還記得這消息層層向下傳達的時候,全社會充滿了戲劇性的激動。我哥單位的黨委書記聽了傳達,回到家裏,實在熬不住激動和興奮,向自己老婆透露那駕機外逃的故事,連那名字都不敢說,用筷子蘸著菜湯,在飯桌上寫了兩個字,寫完就擦去。可想而知,這樣的「現世報」好戲,看戲是多麼帶勁。

毛主席他老人家實在是太偉大了,他就是神,比神還神的神,人們絕不敢把「報應」這種詞用到他身上。可「現世報」還是來了。林彪之後,毛主席再沒有以「紅光滿面,神採奕奕」的面目出現在電視上。後來我們聽說毛主席晚年身邊只有幾個服侍他的女人,既沒有家人也沒有戰友的時候,誰也沒有發出惻隱之心的嘆息,腦子裏想的都是,「這不是報應是什麼」?

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偉大棋手江青同志,當年何等不可一世。江青曾經是個出道很早的演員,她不是對藝術一竅不通的人。這個可憐又可恨的女人,直接間接地害了多少人,特別是那些曾經認識她的同是以演藝為生的人。文革中的「惡攻罪」(惡毒攻擊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及其親密戰友罪)就是為了她的喜怒而發明的。她可曾想過,幾年之後,她就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用自殺來找出路了。報應來得太快。

今天的新聞裏,又是一個「現世報」,周永康終於宣布開除黨籍,移送司法了。關於周永康的報道中都提到了周家的祖墳風水,周永康特別信風水,修了祖墳以後果然升官上了快車道。無錫這塊地方現在已經城市化,以前的私墳已經全部遷移到了山區的公墓,獨有周家祖墳,不僅修得堂皇招搖,當地政府還特地為它修了車道和停車場,以便他家和拍馬屁的官員們掃墓之用。

可惜周永康的文化和智商還是差一點點。在傳統文化遺產中,他信了原始道教的陰宅風水之神秘主義,怎麼沒有信更開明一點的佛教?如果對佛教有點概念,就一定會知道因果報應的說法,即使自己這輩子無所顧忌,也會想到給來世或子孫積點德,主持政法委搞維穩的時候,就不要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而製造那麼多的敵人,不要放縱部下做那麼多缺德害人的壞事,或許也就不會那麼快地看到「現世報」了。

中央宣布的周永康罪狀,說來說去就是斂財兩個字,看來如今最高領導對周永康問題的追究,只會到貪財腐敗問題為止。其實周永康對中國造成的最大危害,是周永康所實施和強化的維穩模式,這個模式以全體人民為敵,製造敵人,篡奪資源,以暴力和鎮壓造成國家同人民的對立,造成社會矛盾激化而越維越不穩;他們以社會動蕩為借口,綁架這個國家,分裂國民,犯下在當今國際上臭名昭著的無數國家罪惡,導致維穩開支超出國防開支。周永康或許不是這一切的唯一決策者和始作俑者,但無疑是這種維穩模式的主要操盤手和代表。周永康的真正問題在這裏。

顯然,今天的中國最高領導並不想追究周永康的維穩問題,只想把他作為「平民系」貪錢斂財的腐敗典型予以懲治,而全盤繼承接受了他的維穩模式。於是,我們最近看到的是,周永康、徐才厚,諸如此類的,倒了,但是抓人更凶了,關人更沒有道理可講了。

佛教相信,有因皆有果,這一切的後果,還在後面。只有被動看戲資格的老百姓,將來不得不承擔消化任何災難性的後果。唯一的安慰是,以後還能看到「現世報」的好戲,而且不會等很久的。



http://goo.gl/GJlnoh

2014年12月7日 星期日

黨是怎樣做到萬眾一心的

萬眾一心是我黨我國人民最喜歡最驕傲的境界。



毛澤東的晚年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不會忘記的歲月,國家已經給搞得糟糕到不能糟糕的地步了,折騰卻一個連著一個。到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水滸的時候,全國老百姓都已經給折騰得昏了頭,但是步調語調腔調都已經給訓練得熟能生巧,昏著頭一起折騰。看上去那真是萬眾一心的時代。萬眾一心是我黨我國人民最喜歡最驕傲的境界。那時候每天要開會寫大字報,人人都得「發表」一篇批判文章,常有親友實在寫不出,求我幫忙,我送過無數這樣舉手之勞的人情。簡單得很,隨手拿一張報紙,照抄一段。在後來的幾十年裏,我無數次地回想琢磨毛澤東晚年那個整整齊齊萬眾一心的時代,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狀態,只得到一個詞:苟且偷生。

就是在這萬眾一心苟且偷生的年代裏,偉大領袖有一句讓我們永遠不敢忘記的話:七八年再來一次。

毛主席他老人家(那時候沒有「大大」和「麻麻」的叫法,我敢發誓,誰叫了江青同志「麻麻」,不槍斃的可能性極小,公檢法定會判你「惡攻罪」,全稱比較長: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罪)這個預言可真是讓人絕望,他老人家來上三五個「一次」,我們這輩子就算是完了。好在他老人家只是做了個預言,沒有親自繼續實踐下去的機會。而後來的人們都相信,主席也有說錯的時候,七八年再來一次就是說錯了,中國人民是再也不願意再來一次了。

我卻不敢如此樂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七八年再來一次」是個咒語。往魔幻裏說,這咒語有一種神秘的魅力和魔力,如夢如魘,時不時會返回最高領袖慈父般的心中。往理論裏說,毛澤東同志的斷言反映了深刻的歷史規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的最高總結,是我黨戰鬥力的來源,是我國崛起的荷爾蒙。

通俗一點的話說,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從頭到底一直明白,不鬥是不行的。不鬥,誰跟你幹啊?不鬥,怎麼能做到革命隊伍鐵一般的團結和紀律,黨怎麼會有戰鬥力,怎麼能做到指哪打哪?不鬥,人民群眾怎麼會團結在黨核心的周圍萬眾一心?

所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三十年前,中國的大學生都要上中共黨史課,要把中共歷史上欽定有結論的十次路線鬥爭都背出來。我不知道現在的大學生需要背出多少次鬥爭。政治老師告訴我們,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時候,什麼抓AB團,抓托派,抓天曉得是什麼派的時候,黨的幹部們大部分是給自己的戰友們殺掉的,而且總是採用最殘酷的方式,活埋,用刀子,為革命省下子彈。後來這些冤死的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後大多都「平反」了,恢復名譽。政治老師說,黨認識到,這是歷史上犯下的錯誤,必須糾正。這些錯誤對黨的事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錯了,本該避免的。

我比較愚笨,當年在學校時規規矩矩地背過那十次路線鬥爭,認認真真地讀過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駕駛革命航船繞過暗礁險灘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光輝歷程,最後是毛主席留下的革命遺言「七八年再來一次」終於讓我茅塞頓開:黨的最高領導心底裏從來也沒有認為歷史上自己人殺自己人是個錯誤。他們明白得很,黨是必須不停地殺,不停地鬥的,只有這樣,黨才能團結如一人(不團結不和領袖如一人的,不是殺掉了,就是及時變得如一人了)。只有這樣,黨才有戰鬥力,才能讓全國人民萬眾一心(不一心的,不是殺掉了,就是嚇住了)。至於殺得冤不冤,這根本就不是個問題。黨只知道不這樣做是不行的。

黨發明了一個說法,如果殺錯了你,就算你為革命作出了貢獻。

如今,共產黨是掌權半個多世紀的執政黨。共產黨其實很明白,它做正經事兒是比不過資本主義和反動派的,就像當年的東德比不過西德,現在的朝鮮比不過韓國,論社會文明程度中國的大陸比不上台灣和香港一樣,但是黨比較有信心的是,黨有一套提高戰鬥力的辦法,那就是全黨團結如一人,萬眾一心的效果。

達到這個效果,只有一條不歸路,重新祭起鬥爭的大旗,抓、關、殺。

習總書記上台後的大動作,現在路向已經比較清晰了。反腐打虎,打的是最近二十來年不識好歹偷盜紅色財富的賤奴,真正的貴族紅後代乃理所當然的主人公,本不在反腐之列。也就是說,未來中國不會因習總反腐而清廉,只是腐敗將染上正宗的紅色而變得更為合法而已。意識形態領域的風向轉變,以周、花為指標,在智力與美學上產生的是雪崩式的下滑效應,幾乎難以想像,大大和麻麻的流行歌曲在全國街頭村巷都響起來將是什麼光景。歌曲的創作者有把握公開討賞,要求央視來找他們,要求上春晚。

與此同時,網上最新消息,優秀散文作家、著名編輯徐曉被控以危害國家安全而遭逮捕。著名律師郭飛雄庭審,竟然連續十八小時而且不讓被告和辯護律師吃飯。事情做得這麼惡,這麼凶,這麼醜,因為習總書記需要朝鮮式的萬眾一心境界。
中國的政治黑暗時期又要降臨了。

2014年12月6日 星期六

紅太陽還會升起來嗎?


左起:伊力哈木、浦志強、高瑜



最近網上瘋傳的涉及中國社會政治生態的新聞,讓人有時空穿越之感。伊力哈木案二審,被告被迫帶著腳鐐出庭,二審判決是在看守所裏宣布,這種上不了台面的做法,擺明了要重罰伊力哈木。浦志強案被控四罪,赫然有煽動顛覆和分裂國家罪,擺明了要讓你受罪,什麼都可以是「欲加之罪」,沒有證據也能判你,你又能怎樣?高瑜案秘密庭審,家屬都不讓出席,甚至被迫在國保陪同下去外地「旅遊」。這三個案子,一位是高校教師,一位是著名律師,一位是記者作家。他們犯下的,其實就是以獨立的思想和做人的尊嚴,挑戰黨要控制一切的法西斯意識形態。

另一方面,習總書記親自選中的作家繼續為網友們製造新聞。著名的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習總書記的最愛之一,網絡作家花某「應邀」出席,會後一句「中國引領信息時代的決心,已經是司馬昭之心了」,引來網友議論紛紛。花作家還不明白,網上報道說,花作家「認為網友沒有弄懂他的意思。他說,他並沒有使用錯誤的歇後語。他強調的是『司馬昭之心』的結果。」看來他連補考都沒及格。不過,報道還說,花作家的代表作《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已經聯繫好了出版社,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國的作家們,別臉上拉不下,你們也有機會的。

伊力哈木、浦志強和高瑜三案,最高當局要傳達的信息是,你們即使是人才,也不允許找我的茬,朕即國家,即使你們找茬找得有道理,那也是不可接受的,越是有道理越得罰。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團結那些批評過我們而且批評錯了的人,這是毛主席的大氣魄,如此「團結」過來的人最好用。毛主席沒明說但是用實踐教導過我們的還有,凡是批評我們而批評得正確的人,是一定要往死裏整,非整死不可的。伊力哈木、浦志強和高瑜三案之所以凶險,恰恰就是因為擺到台面上,三位的批評是正確的。

在三案之後,中國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在監獄外面保持沉默,要麼到監獄裏面去保持沉默。

他們保持了沉默,「作家出版社」就可以出花作家的代表作了。司馬昭之心,典故確實沒有用錯,習總書記要的就是這個效果。沒文化不要緊,一樣可以「受邀」登上大雅之堂的,只要你好用,中央要的是示範作用,榜樣的力量。
榜樣的力量很明顯,文藝座談會後,大牌人物紛紛跟上,作詩的作詩,演講的演講,可惜效果都不怎麼樣。除了這兩根幼苗繼續受到特殊保護培養外,其他人都還沒能進得了樣板團。這是為什麼呢?

我給那些想跟上的人一點小小的提示。

習總書記接下了誰的班?你回答胡溫,那就錯了。習總書記接下的是毛主席的班,胡溫是老一代革命家的警衞員通信員小鬼,在習總書記還在吃奶沒長大成人的時候,讓警衞員通信員暫時代理管一下祖傳家產是可以的。現在,紅色江山的真正接班人來了。

回想一下毛主席的時代,你就能更好地理解習總書記了。

有人想不通,為什麼習總書記選了這兩位網絡新作家,而不選顯然更有才氣的司馬南、孔慶東等人。道理很簡單,這些人雖然能干,卻原來是有主子的。換主不是不可以,卻須得置之死地而換的人,才能忠心耿耿。輕易換主的人能靠得住嗎?

為什麼不大大地提拔胡錫進呢?我可以大膽地預言,胡錫進沒戲,因為他兩張嘴皮子太能翻了,黑的能說成白的,而且能說得相當地漂亮。這樣的人能用,但不能重用,不是因為無能,而是因為太能。再說,這樣的人提拔了也起不到樣板作用。

搶著作詩的大畫家,做幾個小時報告談學習心得的二人轉演員,獻忠心猶如司馬昭之心。他們不僅不會得到重用,而且還有一點危險。不知他們是不是已經看出來了,習總書記和毛主席一樣,不喜歡出生貧寒而如今巨富的人。富可敵國的人要小心了,除非你是紅二代。

於是,習總書記選的就是兩位網絡作家這樣的人,不怕他們蠢,只要他們是真正的奴才。現在還只是兩個,以後將陸續拉起一支隊伍來。

今後一段時間裏,中國的政治生態就是這樣,人才進了監獄,奴才上了殿堂,紅太陽就會升起來了。當年毛主席不就是這樣的嗎?

2014年12月2日 星期二

我为什么不愿回到毛泽东时代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定义毛泽东时代的性质,这两个字就是匮乏



最近,新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新的古田会议,显示出中国高层领导要发扬革命传统,在思想和实践中和毛泽东时代接轨的新气象。毛泽东时代好吗?你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吗?十八大以来中国最高领导的行动显示,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但我知道我是决不愿意回去的。

为什么呢?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不喜欢毛泽东时代,全凭个人的亲身经验。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定义毛泽东时代的性质,这两个字就是匮乏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三十年就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非常奇怪,一样的江山一样的人,那个年代就是样样都缺,什么都缺,没有一样东西不缺。五十年代末开始的那场大饥荒就别提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相信他们的肚子还该记得饥肠辘辘的日日夜夜。即使是别的年头,比如农村分田地浮财的时候,城市搞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文革时期轰轰烈烈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物质的匮乏仍然笼罩着全国大地。政府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票券,把有限的物资尽可能广泛地分配给所有需要的人。那个时代最受亏待的是农村户口,很多物资是分不到农民头上的。在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农民只能自生自灭。大饥荒时代因饥饿和长期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大部分是农民,而他们几乎不可能挣脱天生的农村户口。极度匮乏的状态下是很难保持人的尊严的。这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来最普遍的社会不平等,习惯和容忍了这样的普遍不公平,是半个世纪中国社会道德下滑的根子。

为什么物资会匮乏至此,文革后开始搞经济改革的时候,体制内外的改革派做过很多探讨。人们从经济制度方面找原因。计划经济导致生产资源配置不合理,即所谓结构失衡,是第一个明显的问题。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导致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是第二个明显的问题。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其实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回归常识。所以,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了,谈不上什么功劳,那只是把本来荒唐的孽障消除掉一些而已,早在三十年前就可以做到的。

毛泽东时代的第二个匮乏,是精神的匮乏。党和领袖理所当然地要管你头脑里想些什么,告诉你只能想什么,怎么想,不能想什么,如果想了就要受惩罚。侵入和占据你的头脑的首要方法,是控制一切信息流,你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受到绝对的严格控制。毛泽东的妻子和亲密战友江青同志在三十年代是上海的一位电影明星,你若得知这一历史知识,不小心告诉别人而传播了这一消息,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深夜悄悄收听短波电台,有可能招来牢狱之灾。这些措施,都是党和领袖对你的思想健康的关怀。有时候,半夜里领袖毛主席说了一句话,对全国人民发出了最新指示,大家必须表达幸福感,于是爬起来,敲锣打鼓地游行,到上级部门去报喜,表达贯彻执行领袖战略部署的决心。

物资的匮乏靠票券和令农民自生自灭来维持,精神的匮乏则靠恐怖来维持。毛泽东时代,凡是不愿放弃人的尊严而坚持自由思想的人,都受到惨烈的超残酷惩罚。林昭被枪杀,张志新被割喉,顾准孤独地死于病榻。更有数不清的有志有为者,坎坷蹉跎了一生。

毛泽东时代的物资和精神极度匮乏,是人为造成的,是非人道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大卷,并没有告诉后来人,社会主义会造成这种贫乏。在这样的匮乏状态下,人是没有尊严的。没有任何理由让人生活在这种匮乏之中。这就是我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理由。

毛主席、江青同志、春桥同志,等等,想来是愿意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眼下的中国最高领导和民间的诸如两位着名网络作家和某位着名画家等等,想来也是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他们自然都有他们的理由。他们想回,就请回吧,至于我,很简单,打死我也不回到毛泽东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