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迎接惡俗時代再次來臨

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新的文藝座談會上一番講話，講了什麼無關緊要，他言簡意賅地高調請出了兩位「網絡作家」，把一切都說明了。我上網看一下兩位樣板都寫過些什麼，不幸很不衞生地看到了其中一位的《我和習大大零距離》，說到他和習近平握過手了，他的朋友們興奮得「炸鍋」，要求他「一個月之內不准洗手，給大家留著，都沾點喜氣」。這位小時候沒有受過「飯前便後要洗手」的教育，情有可原，可作為「作家」總應該知道現在世界上有「依波拉」病毒在傳播，一個月不洗手還一個勁地跟人握手，你是傳播「依波拉」還是傳播「習」氣？

對於文革中度過青春的我們這一代人，這一切了無新意。文革都幹了些什麼？年輕人問起來，過來人都會介紹說，文革鬥老幹部，鬥知識分子，群眾互相鬥，鬥得昏天黑地，鬥得大家沒飯吃。如今，這殘害人性的「鬥爭」，正在悄悄地還魂，連「專政」這兩個血淋淋的字，也要回來了。習總書記執政後，抓人抓得更多，關人關得更狠。文革中還有什麼？過來人往往忘了給年輕人介紹的是，文革為了建立它特有的權力邏輯，有一種令全體人民的道德標準和美學標準往下走的特殊做法，它不僅讓人變惡，它還讓人變「俗」，一種諸俗中和「惡」連在一起的最壞的「俗」，不折不扣的「惡俗」。

這次文藝座談會以後，很多人詫異的是，習近平什麼榜樣不可推，為什麼推出兩個最不起眼、最經不起推的「小人物」呢？於是有人猜測，這是黨內的反習派在偷偷地出習近平的洋相，給習近平穿小鞋。這種「陰謀論」猜測有兩個推論，一是黨內反習派仍然有實力，特別是宣傳口，還不在習近平手裏。政治尚有惡鬥，同志還須耐心。二是習近平的水平其實並不是兩位「網絡作家」那麼低，那麼俗，他是一時疏忽，聽信讒言，推錯了人。

這一猜測，乃一廂情願。文革過來人應記得，惡俗是不顧一切的。文革發動起來的辦法，就是顛倒邏輯，把凡是有思想的，有水平的，有修養的，有教育的，無一例外地統統打下去，一個都不饒過；與此同時，把社會上最幼稚的、最貧乏的、最沒有教養的、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選其中最惡俗者，提上來飛黃騰達、雞犬升天。對這種反文明、反人倫的做法，凡是質疑者一律嚴懲，凡是歌頌者予以獎勵。林昭被槍斃了，張志新被割喉了，郭沫若及時歌頌紅太陽，在同道中成唯一安全者，交白卷者上了大學，芒果被供起來讓人鞠躬如儀，工宣隊在管理大學。文革就用這套簡單的邏輯，把全中國人民顛倒過來，常識消失，惡徒登堂，時間一長，最不可思議的事情成為理所當然。最後，全國人民都到了物質和精神雙赤貧的地步，但是毛澤東不死就不會結束。絕對權力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他得到了他要的效果，只是整個國家呈現了史無前例的惡俗。

現在，沒想到惡俗有了新篇章，眼看著有誓將惡俗進行到底的勁頭。兩位「網絡作家」被選中，習近平要的就是他們的低俗，低俗到不怕惡俗，勇於惡俗，奮不顧身地惡俗的地步。黨需要這樣的樣板，來帶領人民繼續俗下去，才能夠大家一道「惡」起來，達到文革後期惡俗的境界。

兩位「網絡作家」是用來做榜樣的，權力相信「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邏輯的力量不堪一擊。接下來將發生什麼？文革告訴我們，在榜樣的帶動下，文革後期的人物們流行悄悄地給江青同志寫效忠信。靠邊了的老幹部寫，打倒了的知識分子寫，顫顫巍巍的老學者寫，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寫，大字不識幾個的小青年也寫。效忠信成一時之風氣。效忠信寫得好只要一個條件，下筆一定要俗，越肉麻越好，一個月不洗手不如一年不洗手，不如永遠不洗手。

一個惡俗的時代將來臨。

東網評論：http://goo.gl/rMYG4N

港人佔中抗命是一種政治表達

記得美國總統克林頓夫人希拉莉還是參議員的時候，在電視上看到她出席一個地方上的群眾會議（Townhall Meeting），由於她在小布殊總統發起伊拉克戰爭的時候投了贊成票，反戰人士就來鬧場抗議。希拉莉在台上正講得起勁，抗議人士突然在後排起立，拉起反戰標語，高呼抗議口號。希拉莉立即停止講話，咧開大嘴，笑嘻嘻地看著他們。等他們喊過一遍口號，希拉莉才開口：「好，好，我接到你們的訴求啦！」（Alright, Alright, I got your message!）。於是抗議人士坐下，等希拉莉繼續講了十幾分鐘，如是再來一遍，一而再，再而三。

　　給我印象深刻的是希拉莉的反應，她在面對抗議的時候，咧嘴笑著，眉眼間是友好的表情。如果說是政客裝出來的，那也裝得非常出色。事實上，你不可能證明她是裝的還是真的，但她讓你看到，這就是民主制度。這樣的抗議，這樣的message，不可能對民選官員無所觸動，因為今日的message，就是明天的選票。希拉莉後來對她當年支持伊拉克戰爭多次表示反思，和民眾的message對她的教育不能說沒有一點關係。

　　非法抗議也是一種政治表達

　　現代民主政治把民眾的街頭集會和抗議，看成一種政治表達，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憲政制度為民眾的言論自由權利提供了制度保障，你在家裡飯桌上議論國事是言論自由，在學校和會議上發表政見是言論自由，在報紙和互聯網上長篇大論或三言兩語也是言論自由。民主社會把政治言論視為民眾向政府、向政客、向官員和公眾人物表達自己的願望，傳遞message。

　　但是，當民眾人微言輕而無法利用合法途徑傳遞message的時候，當政府由於種種原因無視群眾意願的時候，為了把message傳遞到政府手裡，民眾不得不採取合法途徑之外的方式。當年聖雄甘地帶領印度民眾步行前往大海製鹽，抗議英印政府不合理的鹽法，被捕者數以萬計。馬丁‧路德‧金領導美國黑人，為抗議不合理的種族隔離法，非法佔領白人的咖啡館酒吧。黑人路莎‧帕克斯發起公車罷乘運動癱瘓了蒙哥馬利市的公共交通系統長達一年多。這是歷史上著名的以非法方式抗議的實例，都向政府和社會傳遞了他們要表達的意願，最後在各方努力下修改了不合理的法律或制度。非法的行動成功地達到了目的，因為他們要求修改的法律或制度是不合理的，他們表達的message是正義的，是符合全社會和全體民眾利益的。他們有這個自信。

　　港人驚動全世界的佔中抗命，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政治表達。港人是有言論自由的，但是當政府對民眾的訴求置若罔聞，並且越來越呈現一種大陸風格，以國家意志的名義置民眾意願於不聞不問的時候，正常的言論自由方式無法將message傳遞給政府，港人沒有別的選擇，不得不以極端方式逼迫政府傾聽民眾聲音。這就是佔中的來歷。佔中是傲慢的政府逼出來的，港人抗命不過是要表達，要傳遞message。

　　港人抗命的艱難之處

　　甘地提出的非暴力抵抗，成為全世界愛好和平與正義的各族人士追隨和仿效的政治表達方式。納爾遜‧曼德拉，圖圖大主教，馬丁‧路德‧金和達賴喇嘛尊者，都以提倡非暴力抵抗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聞名於當代世界政治。

　　但是，儘管有當代文明世界公認的人權和人道主義普世價值，但是事實上並沒有無論何時何地都適用的非暴力抗爭方法，方法的適用性都是隨著具體條件而改變的。佔中抗命這種非暴力的非法表達方式，能夠達到什麼效果，應該用到什麼程度，隨著你的message要抵達的對象而變。簡單地說就是，如今港人的佔中抗命能夠期望什麼，得看面前的對象是誰。

　　當年甘地的「走向大海」運動，從一開始英印政府就不得不認輸，因為英印政府畢竟還有司法獨立；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抗議行動，最終必定成功，因為黑人知道他們的街頭抗爭最終都會走向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美國的聯邦政府和多數州，以及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種族歧視是不合理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數次裁決，宣佈種族隔離不合法，最終成為保障他們權益的民權法律。他們知道他們面前的對象是誰，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

　　港人今天的抗命，情況卻不同。「一國兩制」，港人面前的對象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港人的message，既要傳遞給香港政府，又要傳遞給中央政府，而這兩個政府是「兩制」，他們對民眾訴求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更為困難的是，當初回歸時說好了的「一國兩制」，卻沒說好這兩制在政治上怎樣共處。回歸十七年來，中央這一制能讓香港這一制太平嗎？別的不說，法輪功能夠在香港存在，就足以讓中央最高領導十幾年寢食不安，不可能無所動作。英國人臨走留下了一套文官制度，也留給了港人基本的政治自由，這些都由港人特別寶貴的司法獨立所保障，但是，十七年來，誰都能察覺中央對香港的滲透。言論與新聞自由的空間在扭曲縮小，學術自由的講台在動搖，商界被收買被分化，中央甚至有專門機構聯絡香港的黑道。香港的官員心明眼亮，中央能決定誰當選香港的特首，現在也能影響到誰能坐穩香港文官體制的每一把椅子。

　　當香港政府越來越失去政治主見，越來越變成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的時候，港人抗命的message，不得不傳向中央。對此，可以說沒有一個人看好結果。特別令人擔心的是，有傳說香港政府常常過境去和中央政府維穩部門的人討論對策，接受中央指示的意味很明顯。兩制正在悄悄地走到一起，於是，香港政府將會對民眾的街頭抗議作出什麼反應，抗命的港人對此失去了可預測性。

　　港人抗命──維護香港制度

　　佔中至今，有人勸港人堅持，因為他們看到的是英國人留下的香港政府，它不會動刀動槍，它有新聞自由，司法獨立，message一定能傳遞出去；也有人勸港人見好就收，因為他們看到面前是中共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二十五年前有先例，民眾的message永遠也達不到那裡。

　　港人抗命的訴求或許很具體，是否成功卻不在於這些訴求是否合理，而是訴求的對象是誰。如果對象是中央，那麼再合理的訴求也難以得到合理的回應，與虎謀皮難矣。如果訴求對象是香港政府，那麼訴求內容本身並不要緊，港人真正至關緊要的是捍衛自由制度，捍衛港人珍惜的自由、法治和生活方式。港人手裡的道義武器是「一國兩制」之承諾，要保衛香港一制不被滲透、分化、動搖、吞併，要在法律和規則上編織起細細的防鯊網，堵住回歸前留下的巨大空洞。這一切都是慢工細活，不是街頭一朝一夕能完成，但是，今日之佔中抗命，已經傳遞了港人決心捍衛自由制度的message，而一代新人在抗命中出現了，他們將在未來完成保衛香港的事業。

《動向》第351期，2014年11月 http://goo.gl/jFZaAu

「民國熱」就是一連串的恍然大悟

民國的一切在大陸缺位半個世紀後，突然引起從沒見過民國一代中國人的興趣

十月十日，現在的台灣人和我們父輩中國人稱為「雙十節」，那是紀念辛亥革命的節日，也是中華民國的國慶節。以前我們這一代「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中國人是不知道這個節日的。雖然我們曾在課堂上被告知，辛亥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進步的革命的，每年十月還會在天安門廣場豎立起孫中山的大幅畫像，可是因為海峽對岸的中華民國把這個日子定為「國慶節」，這個日子就帶有反動的意味了。

今年的雙十節，北京的環球時報特地發了一篇文章：《病態的「民國熱」是對歷史的侮辱》。環球時報的這類文章，其行文有一個特點，簡單地說就是毛澤東的文字風格，用形容詞來限定對象，直接作出一個判定，然後變換邏輯，偷換概念，似是而非地為這個判定作出論證。這種文章是沒法讀的，你無法跟他較真。這次又是這樣，一上來就咬定民國熱是「病態的」。似是而非的文章通篇沒有說服力，隻流露出作者內心深處對「民國熱」的害怕。

所謂「民國熱」是什麼？無非是民國的一切，在大陸缺位半個世紀後，突然引起了從沒見過民國的一代中國人的興趣。民國的人物，民國的文學、歌曲，民國的一切，突然讓人特別好奇。這是懷舊嗎？並不完全是。懷舊是對過來人才會有的，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怎麼會懷舊到父輩或祖父輩生活的年代去呢？那個時代他們根本就一無所知，要懷舊也無從懷起。如今的民國熱，是因為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整整兩代人，漸漸地發現，所謂「民國」，「舊社會」，所謂「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其實並不是如他們的學校教育告訴他們的那樣。互聯網和開放時代，給了中國人一個機會，得以一點一點地從縫隙中得知民國時代的實際，於是產生了一個「恍然大悟」──啊，原來是這樣的！好奇心不可抑制地產生了，越是恍然大悟就越想知道得更多，就越來越多地發現「原來不是那樣的啊」。「民國熱」就這樣熱起來了。

這樣的「民國熱」，怎麼會是病態的呢？由得知真相而企圖知道更多的真相，沒有比這一個又一個恍然大悟更健康的了。

我們以前有過這樣的恍然大悟。我這一代中國人，都記得當年林彪事件後，從最初的震驚中平靜下來，突然恍然大悟的震撼。那是一種日月顛倒、天地翻覆的暈眩。不可能的事情怎麼會發生呢？緊接著就憑常識判定，一定是有什麼東西出了問題。然後，有些人經過幾天，還有些人經過幾年，最後都達到了那種恍然大悟的體驗，得出一個畢生再也不會忘記的結論：以前他們在騙我！

然後，我們幾乎是以一種狂熱和執著，千方百計地用各種方法，從各個途徑去了解以前學校教育向我們隱瞞的真相。真相迅速地呈現出來，恍然大悟一個接著一個。我們在打掃我們頭腦裏堆積的謊言。我們迅速地完成了180度的轉彎，從此再也不信諸如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之類的謊言。

「民國熱」其實就是比我們更年輕一代的中國人，開始了他們的「恍然大悟」。中國大陸半個多世紀對民國時代的描述，幾代人在學校裏受到的有關民國時代的教育，是一層一層精心編排、強行灌輸的謊言。現在這些謊言開始戳穿了。

而有關民國的謊言，是環球時報和它的主辦者們的立足之本。一旦這些謊言被戳穿，會危及他們的統治合法性。這對他們太危險了。環球時報想用「病態的」評語給民國熱降溫。可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尋找真相的好奇心一旦啟動，就不可阻擋地四處滲透漫延。「民國熱」起來了，謊言的喪鐘又要響起來了。

來源：http://goo.gl/2s9V1W

中國的政治人物該學一點謙卑了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有的是對力量的崇拜，對權力的迷信，最缺的是對絕對正義的服從，對公義原則的執著。中共是一個從蘇俄和西方引入建黨思想的政黨，在西方的思想資源中選取的卻是最為粗鄙的唯物主義，而它的領袖們實際上卻都還是土生土長的農家子弟，兩者相結合，延續到現在，迷信權力的強暴成為中共政治思想的核心。二十萬人頭換二十年穩定，這種思路一代一代傳到現在，仍然被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奉為治理中國的不二法門。這是當今中國政治呈現處處死路的根本癥結。

中國政治家沒有謙卑的內心，政治家們不推崇謙卑，大概和這幾代中國人缺乏宗教信仰有關係。中國人信神鬼，但是不信有那麼一個時時在審視你的上帝。俗話說，舉頭三尺有神明，又說「人在做，天在看」，可實際內心裏，那個神明是似有似無，不會管到人的作為，「天」則更是不會管事的。因為中國人沒有一個唯一的上帝，也就沒有絕對的正義。所以明明不道德的事情，只要於己有利而自己有能力做，做起來就較少心理約束。政治大人物就更是如此。

中國的政治人物也有怕的時候，那就是怕自己一旦失去了實力，就會遭到報復，即使是自己躲過了報復，還有可能連累了自己的子孫。而正因為中國人沒有絕對正義的理念，所以輪到需要說服政治人物的時候，通常也不用公義道理來說話，而是用「報應」來說話的。

有人說，中國人雖然沒有宗教信仰，但是中國人的信仰是歷史，有青史留名的追求。但是看看現在的中國政治人物，似乎都不像是自信能以正面形象永垂青史的，而最多只是害怕將來被挖了祖墳，子孫受到報復而已。

劉少奇對毛澤東說，「餓死人是要上史書的」。他怎麼不說，因為我們黨的政策而餓死那麼多無辜百姓是一種無可饒恕的犯罪？他怕的是因此而上了史書，從此子孫後代被詛咒。歸根結底，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畏懼。

如今的中國政治，糟糕到了無可糟糕的地步。幾十年來，少數人「悶聲發大財」造成極端貧富差距，就用「三個代表」來強行掩蓋；分配不公造成危機四伏，於是多年服用「和諧社會」鎮痛劑；黨的領導除了維持現狀已經沒有願景的時候，只能強打精神「三個自信」；到了「中國夢」的時候，已經不知所云。

中國的各種政治矛盾正在走向最後崩潰，只是人們現在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周永康式的維穩在繼續，這種維穩只會使得社會不公和因此造成的怨屈繼續積累，從而需要繼續提高維穩費用，用更多的資源投入來實施更暴戾的維穩。中國政府對待公民維權、西藏新疆、香港台灣，如果仍然延續以往的力量法則，一味強暴，這些矛盾總有一天會匯集起來，集中到一起，達到再也無法維穩下去的地步。

要讓中國的領導人產生「絕對正義」的觀念，用正義來指導自己，眼下看不到這種可能性。唯一可能的是提醒中國政府的領導人：看得長遠一點，報應是一種規律。周永康已經遭了報應，凡周永康式的維穩，早晚難逃報應的。要跳出越維越不穩，越不穩越要強力維穩的互為因果惡性循環，中國領導人得趁早改變思路，在大眾面前學得謙卑一點，有退讓和妥協的勇氣。

謙卑和妥協，是有自信的表現。有能力妥協，才是真正的強大。

東網：http://goo.gl/OyGl3X

拆橋是不可理喻的維穩思路

中央民族大學的教師伊力哈木在北京被捕後，被押往新疆起訴受審，這在司法程序上完全沒有道理。從王力雄當年在新疆被捕後的遭遇，可以推斷新疆公安司法部門操弄法律的行為更蠻橫，更肆無忌憚。但是他們能這樣做，說明真正的拍板者既不是新疆的國保，也不是北京的公安，而是更高層級的權力。這給人以很不祥的預感。伊力哈木被捕後受腳鐐虐待，經匆匆走過場的法庭程序後即判處無期徒刑。這不是以法治國，這是沒有周永康的周永康，甚至比周永康還要周永康。

我和伊力哈木有過一次交談。2011年冬我回國探親，北京的朋友說，要了解新疆就該聽伊力哈木談談，於是約了伊力哈木。我們約好午飯前在他家附近馬路上會面，然後一起去一個新疆餐廳吃烤肉和馕。在一個顧客盈門的餐廳裏，我一面吃烤肉，一面聽伊力哈木海闊天空地談新疆。伊力哈木非常健談，嗓門很高，反應極快，對所有問題都立即作出回應，滔滔不絕。我一邊聽他講，一邊心想，當他的學生大概不會很枯燥。這是一個適合當教師的人，有激情，會說，肯說。他對我所提出的有關新疆的問題都瞭如指掌，知識面極廣，眼界開闊。他和一般關心民族問題的人不一樣的是，他的視野和認識不限於自身民族的處境，他有全球眼光，有歷史感，所以當我問他個人看法的時候，他的看法都是極為理性的，在各種極端觀點中間取中庸的立場，絕不感情用事。在介紹了新疆各地各民族各階層對時局和處境的觀點後，他幾次重複，他認為新疆的分離和獨立是不可取的，他反對把分離和獨立當作未來的目標。

和伊力哈木的一面之交讓我相信，這是一個人才。他應該是中國政府和西北維吾爾民族及其他穆斯林民族之間的中介和橋樑，他對兩邊都了解，理解兩邊的思路，又和西北穆斯林民族說得上話。中國政府在民族政策上一直有一個問題，就是不了解少數民族的文化和心聲，多年的混亂政策又使得民眾不敢相信政府，不敢對政府官員說真心話，反過來就使得中國政府更難理解少數民族民眾的想法。中國政府本來可以通過伊力哈木這樣的人才來了解西北民族地區的民情真相，也通過伊力哈木向西北民眾解釋政府的意圖和政策。可是，中國政府現在只願意相信唯唯諾諾的無能之輩，越是伊力哈木這樣有才華也有見識的理性人士，越是得不到中國政府的信任。

伊力哈木說，他從來就把自己的想法公開說出來，光明磊落，大大方方。每到敏感時期，他經常受到政府方面的騷擾，要麼限制行動，要麼被迫旅遊，他在這樣的時候仍然對政府派來的人實話直說。他創辦的網站維吾爾在線，就是一個公開表達和交流思想的平台。這個平台也是試圖讓西北少數民族和中國政府之間有一個互相理解和交流的機會。

我們在飯店一邊吃飯一邊說話，談了兩個多小時。這是一個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的地方，十分嘈雜熱鬧。後來我回憶當時的場景，相信我們的談話其實從頭到底是在被監控的狀態。伊力哈木完全知道，會見一個從國外來的人是一定會引起有關部門警惕的。他之所以選擇在飯店裏見面而不是在安靜的家裏，其實是對我的一種保護，也是表現他的光明磊落的風格，乾脆讓維穩部門知道我們說了些什麼話。這是伊力哈木內心坦蕩的自信表現，這個人的內心世界是非常強的。

他不是一個要搞分離的人，相反，他是反對分離的。中國政府完全掌握他說了什麼話。

可是，中國政府現在居然判他無期徒刑，這正是完全不可理喻的瘋狂行徑。伊力哈木多年來對不可理喻者講道理，終於落到了要做出如此犧牲的境地。

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信號。它說明，習近平在反腐打虎的同時，沒有打算檢討和糾正周永康一夥人把國家搞成危機四伏的維穩政策，仍然走在沒完沒了地製造敵人，以全體民眾為敵的道路上。這條路可能還會走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是必定越走越窄，直到走不下去的時候引出誰也無法預料的災難。置伊力哈木於無期徒刑的牢房，等於拆除了中國政府和西北民族之間溝通的最後橋樑，中國的西北將永無寧日。

教育為學生服務──我看美國大學管理

十幾年前，我在美國的一個州立大學找到一個工作，給全校學生的課程信息管理提供數據庫和應用程序的技術支持，從此在電腦前坐了十幾年，從技術角度多少窺探了一點美國大學的管理。出國前，我在國內的大學裏也工作過七年，加上讀大學四年，總共在中國大學裏生活了十餘年。管中窺豹，兩相比較，中美大學的管理確實有很大的不同，這種差別有些是技術層面的細節，眾多細節積累起來就是天差地別；有些則是價值理念方面的根本性不同。

在說到美國大學管理前，先說我在美國讀了一個二年制的專科，目的是學電腦找工作。記得入學報到以後，就是一陣犯懵，學校並不告訴你什麼班級、什麼教室、什麼教材、這學期上什麼課。它只告訴你，為了拿這個二年制副學士學位，你至少需要通過哪些課的學習和考試，這些課在以後的兩年裏各有哪些老師在什麼時間開課，然後你得自己給自己選，自己安排。我沒這個思想準備，一下子就不知怎麼選。不要緊，老師們都在教室裏坐著，給你做參謀。我碰巧找的是一位系主任，特別地客氣、特別地體貼，用緩慢的英語，詳細地給我解釋學校的課程和成績是怎麼管理的，我有怎樣的選擇，各有什麼利弊，我應該在學期開始前怎樣為自己選課，然後，如果你覺得選得不合適，在學期的最初兩個星期裏怎樣退課。

後來我才知道，這位系主任已經診斷肝癌，兩個月後就去世了。可當時真是一點看不出，看上去非常精神。順便要說的是，這個學校裏學生衣飾五花八門，但是教師卻有嚴格的著裝規定，都要求正式著裝。

這就是我初次接觸美國大學的第一印象，學生必須給自己做選擇。於是我盡量選晚間或者清晨的課，這樣一邊還能全日打工，而且盡量把對我來說容易的課對付掉，盡量多選，只用一年半就學完了全部課程。

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目的是為革命培養國家需要的人才。現在不提無產階級政治了，但是大學為國家培養人才的觀念卻深入人心，也深入中國的學校管理：學生進了大學，就是要按照國家需要人才的模式來教育。誰也不問學生自己想要什麼。美國的大學則比較坦率而直截了當，學生進學校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幸福，將來做研究也罷，找工作也罷，都是他們個人的需要，個人的願望，教育就是要滿足這些需要和願望。

美國從上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開始就特別強調教育機會的平等，這方面一直在改進和試探，但是在學校教育中又承認人是不同的，有天生素質方面的差異，也有個人志向和選擇的不同，這些不同都應該得到尊重，而學校就要盡量滿足學生作為不同的人，為了個人的人生幸福來到學校尋求教育而產生的不同需求。

就拿我在工作中管理的學生課程與成績數據庫來說。學期開始和期末考試完成後，我們的數據系統在一夜之間向所有在校本科生寄出一份「學位進展和分析報告」。每個學生為獲取特定學位已經修的課程，還需要修的課程，各科的成績，平均成績，未來必須修的課程，這些課程獲取政府獎學金所需要達到的最低成績，預計修完所有課程的時間，注意事項等等，都會給出詳細的分析，讓學生心中有數。

學生一方，則有很多選擇。只要符合要求，你可以同時修幾個專業的學位，你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或個人志向愛好，安排在較短的時間裏拿到學位，也可以讀到中途去工作，去當兵，去旅行，若干年後回來繼續讀，或者回來時改變了志向，選別的專業繼續讀。總之，學生根據自己的素質才華和志向愛好，以及家庭和經濟條件，來安排自己的選課。我的一個年輕同事在技術上特別靈，但是他在大學裏學的是文學，因為喜歡文學。讀了文學後選幾門IT的課，就找了IT的工作，因為此時他需要養活自己和家人了，而這工作對他來說比較容易。這樣的年輕人在美國特別多，要讀自己喜歡的書，要找自己喜歡的事，他們也會有生活的壓力，經濟的負擔，但是最終的選擇都是自己的。他們習慣了自己為自己做選擇。

我在工作中曾經遇到過一個數據個案，來自印度的一個學生，在同一學期末，拿了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三個本科學位，逼得我們連夜修改自動打印學位證書的程序參數，因為原來的參數以為同時拿兩個學位已經夠牛的了。雖然這三個學位有一些課是重合的，可以少修，但是這學生的課程安排顯示他幾乎就是個上課狂。美國同事對此大不以為然，覺得修課修得這麼苦，不值。美國學生普遍不像來自中國或印度的學生那麼注重分數，他們修課拿分數到差不多了就不再下功夫，有那個力氣就用來選別的東西了。

美國的專業圈講究學位，因為在專業圈裏學位是表明你達到專業水準的通用指標。但是如果其他方面能證明你的水準，他們是不大肯多費無用功去拿學位的。蓋茨和喬布斯都是中途輟學的能人，他們在輟學的時候再忍一忍，堅持一下，也能拿到學位的，可他們就是不肯委屈自己了，不願為了虛幻的學位而多費力氣。

但是我也遇到過一個數據個案，有一個美國學生，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就陸陸續續不停地在修課，他當大學生當了三十多年，選過各種各樣的課，拿過好幾個本科學位，到了快退休的年齡，還到學校來註冊上課。這是我所看到的真正喜歡上課的人。向美國同事聊起，他們都是一副見怪不怪的神色。這是他的選擇，他喜歡這樣做，學校的大門就對他敞開著。

就我有限的見識，這是中美大學最大的不同。中國的大學是按照一定的成功標準來改造你，讓你定型，而美國的大學是承認個性，尊重個人選擇的，在管理上更注重讓學生發揮潛力。而「選擇的能力」是在中美當一個大學生最大的不同。一個會為自己做選擇的人，漸漸地就養成了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個性。

我的家乡是个城市了

近几年西方媒体时不时惊呼，中国将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了。中国人喜欢听洋鬼子们这样惊呼，听着特别愉悦。GDP的飞速增长，有赖于城市化进程。我回老家探亲，老家南桥镇，太湖边一个历史悠久的江南水乡小镇，已经彻底消失，代之以一片楼群。周围还有大片建筑工地，高楼还在造。这样的城市化趋势，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有停下来的时候吗？什么时候会停下来？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追赶现代化的路途上，太容易得到的东西都是幻觉，大跃进大炼钢铁就是一个教训。未来还将告诉我们，来得太快的东西往往有潜在的危险。

城市是要有代价的。照理说，城市集约化程度高，人均占用空间小，公共空间使用率高，经济和社会活动效率高，相对来说代价就小。这是人们要将乡村变为城市的原因。但是城市生活和乡村不同，有一些隐藏的代价，将会渐渐显示出来，比如环境的恶化，生活质量的下降，这些都必须在城市化的时候预先设计好应对的方法。

城市有一些乡村生活所没有的薄弱环节。垃圾的收集和处理是看一个城市健康度的第一指标，这个问题是乡村没有的。传统乡村的生活垃圾都随之回归大自然了，而城市的垃圾收集和处理一天都不能缺。环卫工人一罢工，这个城市就没法活。西方的环卫工人都待遇比较高，这是合理的。世界各国的城市只有两类，一类是乾净的，另一类是脏的。就这个标准而言，中国的大部分城市都不达标。

城市不能没有电，这也和乡村生活不同。我的家乡南桥原来一个生产大队的范围里，如今高楼电梯数量达一千台。一旦没有电，三十层楼的高楼至少上半截就没法住人。眼下这些电梯都还是新的，再过十年二十年就老旧了，故障率将上升，不维修是不行的。这些电梯设备的维修费用，也是城市生活不可避免的代价。

城市生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乡村生活不同，中国的城市化在物质层面上彻底粉碎了传统乡村的人际关系结构，必然随之改变个人对待他人的心理和精神结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回乡探亲匆匆一瞥，只是看到了物质层面的表象。在离开家乡返回美国前一天，好不容易找到了几个儿时好友和小学老师，一起站在太湖边。湖边按照风景区的样子重新设计建设过了，花是花，草是草，有点像杭州西湖岸边，又有点像瑞士日内瓦，再看却都不像。大概只有我们这几个人还记得，这岸边原来是一片片全世界最好的水稻良田。那是一种非常怪异的感觉。记得儿时的太湖是浪打浪，浪花散发出水草和鱼虾的腥味，如今的太湖却那么平静，好像水也变得浓了。远处是设计新颖而外观突兀的无锡大剧院，我没有拿出照相机来，雾霾太重，拍不出"悉尼歌剧院"的照片来。儿时朋友说，他住在这里，难得看到大剧院清晰的样子。

在美国，有一种旅游点叫“鬼镇”，就是被废弃了的城镇。有些是因为原先的矿产开采完了，还有一些是受到了某种有害物质的污染而被政府关闭，也有一些是由于经济原因，产业崩溃而被放弃，沦为废墟。有人专门到这样的鬼镇去拍照拍电影。几乎所有去过的人都说震撼，废墟给人以启迪。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说，站在一片废墟中，看到的不是人类社会的过去，而是人类社会的未来。

以高楼为主要物质体的现代城市，只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两千年前的罗马，何其壮观雄伟，不久竟也成了废墟。任何一个建筑工程师都能告诉你，高楼再庞大，弄不好是很容易成为废墟的。如果我们能看得远一点，眼光超出明年后年的GDP，看到高楼成废墟的样子，那么城市化的脚步，是不是应该慢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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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也不能未卜先知，怎麼辦？

我和習總書記、薄熙來是同一代人，上中學的時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時候流行血統論，和現在的「拼爹」異曲同功，人分三六九等，以父母為指標。習總書記他們一定也很熟悉這個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過我們的感受和習總書記他們相反，因為他們是好漢，我們是混蛋。那時候，十四五歲的我就頗埋怨我的父親，他本來是一個進城打工的鐵匠，卻偏偏心氣甚高，勤儉刻苦地開了一個打鐵鋪，成了資本家。要是他懶惰一點，沒出息一點，我就好歹是工人後代，政治上就不至於永無出頭之日了。有一個女同學更可憐，她的父親是個染坊工人，一家住在漏風的破屋子裏，卻和幾個工友合夥開一個自己的染坊，豈不知那時共產黨已經執政，好不容易開出來的染坊沒幾天就給「公私合營」了，她也就成了資本家的女兒。她說，全家從來就住在漏風的破屋子裏，資本家的日子一天都沒看到過，卻害得子孫從此是「混蛋」了。父輩一念之差，毀了我們一生，我們怎麼會不埋怨他們呢？

再後來，讀了一點歷史，經歷的事情多了，就明白不該埋怨父輩，誰也不能未卜先知，他們怎麼知道事情會這樣發展。如果換了我，也不會有先見之明，所作所為明智不到哪裏去。

我後來設想過，如果我生活在父輩經歷的五十年代，怎麼對那個年頭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作出反應？事後可以得出的教訓是，在中共的領導下，你不能只看它的宣傳，你得看它的宣傳後面是什麼，你不能只聽它說什麼，你得看它做什麼。

中共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的政黨，又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政黨。它從來就有它的革命綱領和目標，又非常講究階段性的策略和戰術。它擅長宣傳、統戰、群眾運動，它善於「對敵鬥爭」，分化瓦解，從人性中最薄弱的地方來攻破對方，威脅和利誘都可以達到一招致人死地的分量。

想當初，中共要進西藏，打是能打進去，但是並不容易，打進去以後如何「經營」，毛澤東承認對西藏知之甚少，必須小心謹慎，於是先打一仗，打贏了就談判，說了很多好話，做了重大承諾，於是「和平解放西藏」。而「和平解放」作出的最大保證是，西藏在政治上不變，維持現狀，仍然由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來領導。一開始四五年，中共對西藏和達賴喇嘛極盡禮遇，達賴喇嘛二十出頭就成了中國人大副委員長，班禪喇嘛更年輕，也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都是國家級領導人。毛澤東對達賴喇嘛說，以後西藏可以把自己的國旗打出來，旁邊再打中國的五星國旗。達賴喇嘛至今都說，那時候中共的平等和全民幸福的目標，讓他很認同，他和毛澤東的關係，好到就像父子一樣。

他不知道的是，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共一天也沒有停止它要改造西藏的目標，一天也沒有放鬆準備。當它估計準備得差不多的時候，它就開始早就計劃好的動作，先從局部試探，然後一步一步引導對方作出它所需要的反應。1959年，毛澤東在得到西藏發生藏民和解放軍對峙的消息時的批示是：「西藏越亂越好，可以鍛煉軍隊，可以鍛煉基本群眾，又為將來平叛和實施改革提供充分的理由」。所以他批示說，「歡迎這種叛亂」。但是，這些話，對外是絕對不說的，達賴喇嘛和藏民更是對毛澤東想做什麼一無所知。最後的結果是，「和平解放」後不到十年，當初的一切承諾都煙消雲散了。這一步一步走過來，中共是有計劃有目標的，是主動的，而藏人卻今天不知道明天，不知道對方到底要幹什麼。

我們的父輩在共產黨之下生活，最難的就是誰也沒有洞察的能力，光聽宣傳說得漂亮，卻不知何時會降臨災難。我回想起來，只有胡耀邦時期有一點例外。八十年代有那麼幾年，胡耀邦在各地視察，當場即興發表講話，當天就在電視上播出。胡耀邦那些講話直截了當，手舞足蹈，直率真誠，和之前與之後的中共領導都不一樣，你聽到他說什麼，也就知道了他想什麼。

可惜，這樣的「透明化」只有短短幾年。不久又恢復了「我們不知道」的狀態。中共最高領導所說的「不要」的東西，都是具體的，不要西方式的三權分立，不要憲政，不要言論自由，不要司法獨立，諸如此類。而它要的東西，卻都是無可捉摸的：要中國式的社會主義，要和諧社會，要實現大國崛起，要做中國夢，如此等等。明天中共將做什麼，中國將發生什麼，其實現在誰也不知道。

在這樣的時候，渴望社會進步和正義而爭取民主的民眾，要有長遠的思想準備，目標要清晰，做事要具體，不能只爭一朝一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