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美國還是恨美國

一黨專制的內政不變，反美的外交不會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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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共產黨執政以來，中國的領導人是愛美國還是恨美國？這個問題還真是不那麼簡單就能回答的。毛澤東當年就說過，他喜歡美國人。研究毛澤東的人都會告訴你，毛澤東喜歡尼克松遠勝於喜歡赫魯曉夫。周恩來的美國朋友可以列出長長一張表，但沒聽說他有幾個蘇聯朋友。鄧小平因出席聯大而造訪美國的時候，興致勃勃，有相當出色的表現，而他和戈爾巴喬夫的簡短會面情況成了趙紫陽的罪狀，他說的中蘇兩黨重新建立關係也不了了之。江澤民在美國訪問時可以說興奮異常，背誦林肯演講的情景傳為當年佳話。他是留蘇的實習生，俄語應該更好，卻沒有聽說他背誦普希金或列寧語錄，坊間只傳說他和俄羅斯簽的邊界條約不太好，這個條約至今不公開，終成一大疑團。如今習總書記據說在對美態度上相當有骨氣，他的名言是「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這話的最大亮點是通俗，當年我們這一代下鄉時，老鄉們的說話風格就是這樣的。不過，習總書記的女兒和薄熙來的兒子一樣，是在美國哈佛大學深造的。

你倒說說看，這些人到底是愛美國還是恨美國的？一句話說不清楚，也許只能說是愛恨交加。

但是中國政府對老百姓宣傳的對美觀念卻很簡單，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反美是中國一以貫之的國策。

從1950年「抗美援朝」開始，中國的反美國策基本上沒有根本性的改變，即使是在外交舞台上沒有什麼事情可對著幹的時候，對內的反美宣傳也從來沒有鬆懈過。這是為什麼？研究近代史的人首先就想不通：美國是西方列強中唯一一個從沒欺負過中國、侵略過中國、掠奪過中國、侵佔過中國領土、建立過租界、簽訂過不平等條約的大國，反倒是第一個退還庚子賠款辦學、譴責日本侵華並對日戰略封鎖、在太平洋上打敗日本而救過中華民國的大國。就算中國是靠自己打敗日本侵略者的，那至少美國在抗戰期間是幫中國的，中美是盟友。為什麼要和美國反目為仇呢？

就算那時美國的中國盟友是國民黨政府，中共要推翻國民政府所以連帶著反美，可是後來尼克松放下身段和中共的中國建交了，為什麼中國繼續反美呢？就算中國在五十年代投向蘇聯陣營，不得不在美蘇兩大陣營上選邊站，可是不久就和蘇聯決裂了，為什麼和蘇聯決裂後仍然要反美呢？

中國領導人現在有一個很漂亮的外交說法，要做「負責任的大國」。負責任首先是對自己負責任，對自己的國民和自己國家的利益負責任，那就要明白自己國民和國家的利益在什麼地方，然後決定自己的外交方略。根據中國傳統「遠交近攻」的地緣政治智慧，美國和中國可以說最沒有利益衝突，最應該友好合作，但是，事實是，半個多世紀來，中國始終把美國當成頭號敵人。其結果是，站在同一條反美戰壕裏的戰友越來越少，只剩朝鮮古巴委內瑞拉，可以預見的是，等到這條戰壕裏只剩下一個國家的時候，這個國家一定是中國。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共剛和美國有來往的時候，發生過一起「蝸牛事件」。中國要從美國進口先進的彩色電視機生產線，派專家考察團前往美國，一切順利，談得好好的，美國廠商給中國專家一人送了一個價值50美元的玻璃製品，一只蝸牛，作為禮物。據說選送這個小禮品頗有匠心，表現了美方彩電顯像管的玻璃工藝水平。美國佬萬萬沒有想到，這個禮品被江青得知，慧眼識破這是美帝國主義在嘲諷新中國「像蝸牛一樣爬行」。

任何一個在美國生活過的人都能明白，「蝸牛事件」政治化是個笑話。中國不是沒有人在美國，周恩來指示駐美使館調查，駐美使館一本正經地報告國內，蝸牛一切正常，不是美帝陰謀。可是這筆交易仍然泡了湯。

這是為什麼？

因為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一個大國在較長時段裏的穩定外交國策，必定是要服從內政的。美國之所以是中國的敵人，因為美國是人類自由世界的領頭人，美國的立國理念、美國的自由精神，是半個多世紀來中共政治的最大威脅。只要中共堅持其一黨獨大政治，只要中共在口頭上仍然秉承列寧主義和共產主義，只要中共的領導人視「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為頭等大事，那就一定會以美國為敵，特別是對老百姓的宣傳，一定是要反美的。

最近，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美國芝加哥舉行的中美商業關係論壇上稱，中美是全球經濟夥伴，但引領世界的是美國，中國既無意願，亦無能力挑戰美國的地位。他表示，美國已經主導了體系和規則，中國願意加入這個體系，也尊重這個規則，希望從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這樣聽上去相當善良和理智的話，中國以前也講過。不過，官媒的中文稿中卻未寫汪洋發言的上述詞句。根據英文稿翻譯的上述中文稿在內地互聯網上都遭刪除。

原來，汪洋的話，只是用來忽悠美國人的。

一黨專制的內政不變，反美的外交不會變。

原載《東網評論》：http://goo.gl/R4auJv

整人者必被人整

周永康的罪名多了一個“洩露黨和國家機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開除周永康黨籍移交司法處理，人們立即注意到周永康的罪名裏多了一個「洩露黨和國家機密」。這個罪名說重就重，於是紛紛傳言周永康判死的可能性。然而，周永康案文火慢燉，歷時經年，外傳的蛛絲馬迹都給人們挖了個透，在此之前卻誰也沒料到有這個罪名。黨中央也不給個線索或暗示，社會上大家就只能猜測。他洩露的是什麼機密？位至九大常委之一的周永康需要洩什麼密？向誰洩密？對黨和國家造成了什麼損失？

幾乎與此同時，海外媒體報道，年初被中紀委帶走並宣布免職的前北京市國安局長梁克已被逮捕。外媒報道，梁克涉嫌把來自國安局間諜網、電話監聽和來自告密者的信息「非法」轉交給周永康，為其提供幫助，還涉嫌監視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行蹤。

我在這裏給「非法」兩字打上引號，那是因為我相信中國的立法機構「人大」根本沒有立過法來規定北京的國安局長的職責範圍內，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無法」就談不上「非法」。梁克作為首善之地負責國家安全的執行官員，把工作中得到的重要情報信息報告給頂頭上司，全黨全國負責治安維穩的政法委頭頭周永康，難道是非法的嗎？他到底監視了誰，竊聽了誰，聽到了什麼，然後向上級報告就是「非法」的？

這個梁克，北京市的國安局長，何等的權勢，竊聽和監視本是他的本職工作，是黨和國家交給他的光榮神聖的重要任務。發生在北京的事情，如果黨和國家認為事關重大而竟然沒有及時掌握，那就是他梁克的失職。可見竊聽和監視決不是他的罪名，而是他的職責。報告給周永康，也許有越級報告的可能性，但也不見得不可以，太重要太敏感的情報是只能越級向最高層匯報的。梁克出事的要害，是他竊聽和監視的對象。外媒引述接近中共高層的消息來源說，梁克竊聽了國務院總理等人及其家人助手的電話，目的是「尋找任何腐敗的證據」。

這就是他「非法」犯下的事了，他「非法」在竊聽和監視錯了對像。也就是說，即使沒有明文規定，黨和國家內部一定有潛規則潛法規，有些人是不受竊聽和監視的，即使國安局長是在「尋找腐敗證據」，是在反腐。有一些人是在法律之上的，是不受「收集腐敗證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包括這些人。就此一條就證明，如今的「依法治國」不是真正的法治。

隨著習總書記上台後的反腐打虎一波一波地進行下去，我們將會看到越來越多的梁克之類的人，在不久前他們還是黨和國家委以重任專門整人以維穩的人，不久就一個個被整而下了大獄。他們專幹竊聽和監視，他們可知道還會有人竊聽和監視著他們？他們收買和威脅可能的告密者，以掌握別人的行蹤，可曾想過他們身邊的人也會成為告密者，把他們的行蹤報告給更神秘的更厲害的人。整人者，整的人越多，自己被整的可能性就越大，挨整的時刻就越快到來。整人越凶者，被整的時候越沒有生還之路。過去半個多世紀黨和國家的光輝歷史一再地證明了，在沒有真正的現代法治的制度下，整人者必被人整，沒有什麼人是安全的。梁克只是又一個很快就將被遺忘的實例而已。

習總書記反腐打虎至今，雖然「依法治國」說得很多，但是他並不打算作出制度性的改革，建成真正的法治，習近平反腐打虎的政治性質越來越明顯，他的「依法治國」搞的是政治，和真正的法治是兩碼事。

我很好奇的是，最近兩年下馬的一連串人，以及可以預見將要下馬的更多人，特別是梁克這樣專門整人的打手，當他們在台上人模狗樣神氣活現的時候，想過有朝一日也有今天嗎？想過這一天會來得怎麼快嗎？

如果他們從來也沒想過，那他們也太集體愚蠢了，共產黨難道是一個弱智者組織？如果他們是想過的，周永康梁克之輩在他們飛黃騰達的時候就想過，他們整人也被人整，有一天會輪到他們，那麼，我更好奇了，今天在台上的人，今天整周永康梁克之流但並不打算將中國建成真正法治國家的人，是否夢見過，有一天他們也會被人整的？

東網評論：http://goo.gl/MwGUIQ

「現世報」的好戲還在後頭

在中國生活了半輩子，又到美國生活了一些年，比較下來，中國老百姓和政治的關係是十分獨特，憑美國人的腦子是怎麼也理解不了的。中國老百姓特有氣量和忍耐力，大家和政治的關係基本上就是無聲無息地承受和消化黑暗政治造成的惡劣後果，而且有化腐朽為無物的驚人能力。海外常有人想不通，中國的經濟、環境、房市、食品安全、生態危機、貧富差距、道德滑坡等等等等，要是發生在其他地方，早就崩潰無數次了，中國的情況卻是搖搖欲墜卻從不崩潰。我常得徒勞地向他們解釋，中國是不會那麼容易崩潰的，因為中國有十幾億老百姓，這十幾億老百姓會把這些問題都消化掉。上面走不下去了，把問題轉移到下面老百姓身上，路就還能走下去。

老外聽到這裏就會問，難道中國的十幾億老百姓都那麼寬宏大量嗎？他們為什麼聽憑上面搞出問題來再默默承受消化一切後果？對這樣幼稚的問題，我就沒本事解釋了，只好給他們講講，中國的百姓，相比你們美國人，也有一個樂趣是你們沒有的，我們這一輩子看了多少「現世報」的好戲！

為此，我得先給老外介紹，「報應」是一個佛教概念，完整的說法是「因果報應」，意思是說，凡事皆有因，凡因皆有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老外認為這匪夷所思，基督教認為做好事不應該為了得好報。但是真正的佛教徒都相信報應，因為此生不報，還有來世，報應通常是落到來世或者你的子孫後代身上的。也有報應來得快的，不必等到來世或子孫，後果物歸原主，這就叫「現世報」。

雖然中國老百姓和政治的基本關係是被動地默默地承受消化其後果，但是我們有一個樂趣是美國人沒有的，我們可以不動聲色地看政治這個舞台上演出一幕一幕「現世報」的戲。

從我懂「政治」這個詞的時候，就開始看「現世報」了。想當年，林彪多紅啊，他和毛主席夫婦倆配合，互相幫忙，各送所需，把自己寫進了九大的黨章，明文接班人，可惜從最高峰到蒙古大草原，只用了兩年多。我至今還記得這消息層層向下傳達的時候，全社會充滿了戲劇性的激動。我哥單位的黨委書記聽了傳達，回到家裏，實在熬不住激動和興奮，向自己老婆透露那駕機外逃的故事，連那名字都不敢說，用筷子蘸著菜湯，在飯桌上寫了兩個字，寫完就擦去。可想而知，這樣的「現世報」好戲，看戲是多麼帶勁。

毛主席他老人家實在是太偉大了，他就是神，比神還神的神，人們絕不敢把「報應」這種詞用到他身上。可「現世報」還是來了。林彪之後，毛主席再沒有以「紅光滿面，神採奕奕」的面目出現在電視上。後來我們聽說毛主席晚年身邊只有幾個服侍他的女人，既沒有家人也沒有戰友的時候，誰也沒有發出惻隱之心的嘆息，腦子裏想的都是，「這不是報應是什麼」？

無產階級文藝革命的偉大棋手江青同志，當年何等不可一世。江青曾經是個出道很早的演員，她不是對藝術一竅不通的人。這個可憐又可恨的女人，直接間接地害了多少人，特別是那些曾經認識她的同是以演藝為生的人。文革中的「惡攻罪」（惡毒攻擊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及其親密戰友罪）就是為了她的喜怒而發明的。她可曾想過，幾年之後，她就沒有別的選擇，只能用自殺來找出路了。報應來得太快。

今天的新聞裏，又是一個「現世報」，周永康終於宣布開除黨籍，移送司法了。關於周永康的報道中都提到了周家的祖墳風水，周永康特別信風水，修了祖墳以後果然升官上了快車道。無錫這塊地方現在已經城市化，以前的私墳已經全部遷移到了山區的公墓，獨有周家祖墳，不僅修得堂皇招搖，當地政府還特地為它修了車道和停車場，以便他家和拍馬屁的官員們掃墓之用。

可惜周永康的文化和智商還是差一點點。在傳統文化遺產中，他信了原始道教的陰宅風水之神秘主義，怎麼沒有信更開明一點的佛教？如果對佛教有點概念，就一定會知道因果報應的說法，即使自己這輩子無所顧忌，也會想到給來世或子孫積點德，主持政法委搞維穩的時候，就不要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而製造那麼多的敵人，不要放縱部下做那麼多缺德害人的壞事，或許也就不會那麼快地看到「現世報」了。

中央宣布的周永康罪狀，說來說去就是斂財兩個字，看來如今最高領導對周永康問題的追究，只會到貪財腐敗問題為止。其實周永康對中國造成的最大危害，是周永康所實施和強化的維穩模式，這個模式以全體人民為敵，製造敵人，篡奪資源，以暴力和鎮壓造成國家同人民的對立，造成社會矛盾激化而越維越不穩；他們以社會動蕩為借口，綁架這個國家，分裂國民，犯下在當今國際上臭名昭著的無數國家罪惡，導致維穩開支超出國防開支。周永康或許不是這一切的唯一決策者和始作俑者，但無疑是這種維穩模式的主要操盤手和代表。周永康的真正問題在這裏。

顯然，今天的中國最高領導並不想追究周永康的維穩問題，只想把他作為「平民系」貪錢斂財的腐敗典型予以懲治，而全盤繼承接受了他的維穩模式。於是，我們最近看到的是，周永康、徐才厚，諸如此類的，倒了，但是抓人更凶了，關人更沒有道理可講了。

佛教相信，有因皆有果，這一切的後果，還在後面。只有被動看戲資格的老百姓，將來不得不承擔消化任何災難性的後果。唯一的安慰是，以後還能看到「現世報」的好戲，而且不會等很久的。

http://goo.gl/GJlnoh

黨是怎樣做到萬眾一心的

萬眾一心是我黨我國人民最喜歡最驕傲的境界。

毛澤東的晚年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不會忘記的歲月，國家已經給搞得糟糕到不能糟糕的地步了，折騰卻一個連著一個。到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水滸的時候，全國老百姓都已經給折騰得昏了頭，但是步調語調腔調都已經給訓練得熟能生巧，昏著頭一起折騰。看上去那真是萬眾一心的時代。萬眾一心是我黨我國人民最喜歡最驕傲的境界。那時候每天要開會寫大字報，人人都得「發表」一篇批判文章，常有親友實在寫不出，求我幫忙，我送過無數這樣舉手之勞的人情。簡單得很，隨手拿一張報紙，照抄一段。在後來的幾十年裏，我無數次地回想琢磨毛澤東晚年那個整整齊齊萬眾一心的時代，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狀態，只得到一個詞：苟且偷生。

就是在這萬眾一心苟且偷生的年代裏，偉大領袖有一句讓我們永遠不敢忘記的話：七八年再來一次。

毛主席他老人家（那時候沒有「大大」和「麻麻」的叫法，我敢發誓，誰叫了江青同志「麻麻」，不槍斃的可能性極小，公檢法定會判你「惡攻罪」，全稱比較長：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罪）這個預言可真是讓人絕望，他老人家來上三五個「一次」，我們這輩子就算是完了。好在他老人家只是做了個預言，沒有親自繼續實踐下去的機會。而後來的人們都相信，主席也有說錯的時候，七八年再來一次就是說錯了，中國人民是再也不願意再來一次了。

我卻不敢如此樂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七八年再來一次」是個咒語。往魔幻裏說，這咒語有一種神秘的魅力和魔力，如夢如魘，時不時會返回最高領袖慈父般的心中。往理論裏說，毛澤東同志的斷言反映了深刻的歷史規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的最高總結，是我黨戰鬥力的來源，是我國崛起的荷爾蒙。

通俗一點的話說，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從頭到底一直明白，不鬥是不行的。不鬥，誰跟你幹啊？不鬥，怎麼能做到革命隊伍鐵一般的團結和紀律，黨怎麼會有戰鬥力，怎麼能做到指哪打哪？不鬥，人民群眾怎麼會團結在黨核心的周圍萬眾一心？

所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三十年前，中國的大學生都要上中共黨史課，要把中共歷史上欽定有結論的十次路線鬥爭都背出來。我不知道現在的大學生需要背出多少次鬥爭。政治老師告訴我們，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時候，什麼抓AB團，抓托派，抓天曉得是什麼派的時候，黨的幹部們大部分是給自己的戰友們殺掉的，而且總是採用最殘酷的方式，活埋，用刀子，為革命省下子彈。後來這些冤死的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後大多都「平反」了，恢復名譽。政治老師說，黨認識到，這是歷史上犯下的錯誤，必須糾正。這些錯誤對黨的事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錯了，本該避免的。

我比較愚笨，當年在學校時規規矩矩地背過那十次路線鬥爭，認認真真地讀過偉大領袖毛主席他老人家駕駛革命航船繞過暗礁險灘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光輝歷程，最後是毛主席留下的革命遺言「七八年再來一次」終於讓我茅塞頓開：黨的最高領導心底裏從來也沒有認為歷史上自己人殺自己人是個錯誤。他們明白得很，黨是必須不停地殺，不停地鬥的，只有這樣，黨才能團結如一人（不團結不和領袖如一人的，不是殺掉了，就是及時變得如一人了）。只有這樣，黨才有戰鬥力，才能讓全國人民萬眾一心（不一心的，不是殺掉了，就是嚇住了）。至於殺得冤不冤，這根本就不是個問題。黨只知道不這樣做是不行的。

黨發明了一個說法，如果殺錯了你，就算你為革命作出了貢獻。

如今，共產黨是掌權半個多世紀的執政黨。共產黨其實很明白，它做正經事兒是比不過資本主義和反動派的，就像當年的東德比不過西德，現在的朝鮮比不過韓國，論社會文明程度中國的大陸比不上台灣和香港一樣，但是黨比較有信心的是，黨有一套提高戰鬥力的辦法，那就是全黨團結如一人，萬眾一心的效果。

達到這個效果，只有一條不歸路，重新祭起鬥爭的大旗，抓、關、殺。

習總書記上台後的大動作，現在路向已經比較清晰了。反腐打虎，打的是最近二十來年不識好歹偷盜紅色財富的賤奴，真正的貴族紅後代乃理所當然的主人公，本不在反腐之列。也就是說，未來中國不會因習總反腐而清廉，只是腐敗將染上正宗的紅色而變得更為合法而已。意識形態領域的風向轉變，以周、花為指標，在智力與美學上產生的是雪崩式的下滑效應，幾乎難以想像，大大和麻麻的流行歌曲在全國街頭村巷都響起來將是什麼光景。歌曲的創作者有把握公開討賞，要求央視來找他們，要求上春晚。

與此同時，網上最新消息，優秀散文作家、著名編輯徐曉被控以危害國家安全而遭逮捕。著名律師郭飛雄庭審，竟然連續十八小時而且不讓被告和辯護律師吃飯。事情做得這麼惡，這麼凶，這麼醜，因為習總書記需要朝鮮式的萬眾一心境界。

中國的政治黑暗時期又要降臨了。

紅太陽還會升起來嗎？

左起：伊力哈木、浦志強、高瑜

最近網上瘋傳的涉及中國社會政治生態的新聞，讓人有時空穿越之感。伊力哈木案二審，被告被迫帶著腳鐐出庭，二審判決是在看守所裏宣布，這種上不了台面的做法，擺明了要重罰伊力哈木。浦志強案被控四罪，赫然有煽動顛覆和分裂國家罪，擺明了要讓你受罪，什麼都可以是「欲加之罪」，沒有證據也能判你，你又能怎樣？高瑜案秘密庭審，家屬都不讓出席，甚至被迫在國保陪同下去外地「旅遊」。這三個案子，一位是高校教師，一位是著名律師，一位是記者作家。他們犯下的，其實就是以獨立的思想和做人的尊嚴，挑戰黨要控制一切的法西斯意識形態。

另一方面，習總書記親自選中的作家繼續為網友們製造新聞。著名的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習總書記的最愛之一，網絡作家花某「應邀」出席，會後一句「中國引領信息時代的決心，已經是司馬昭之心了」，引來網友議論紛紛。花作家還不明白，網上報道說，花作家「認為網友沒有弄懂他的意思。他說，他並沒有使用錯誤的歇後語。他強調的是『司馬昭之心』的結果。」看來他連補考都沒及格。不過，報道還說，花作家的代表作《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已經聯繫好了出版社，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國的作家們，別臉上拉不下，你們也有機會的。

伊力哈木、浦志強和高瑜三案，最高當局要傳達的信息是，你們即使是人才，也不允許找我的茬，朕即國家，即使你們找茬找得有道理，那也是不可接受的，越是有道理越得罰。毛主席教導我們，要團結那些批評過我們而且批評錯了的人，這是毛主席的大氣魄，如此「團結」過來的人最好用。毛主席沒明說但是用實踐教導過我們的還有，凡是批評我們而批評得正確的人，是一定要往死裏整，非整死不可的。伊力哈木、浦志強和高瑜三案之所以凶險，恰恰就是因為擺到台面上，三位的批評是正確的。

在三案之後，中國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在監獄外面保持沉默，要麼到監獄裏面去保持沉默。

他們保持了沉默，「作家出版社」就可以出花作家的代表作了。司馬昭之心，典故確實沒有用錯，習總書記要的就是這個效果。沒文化不要緊，一樣可以「受邀」登上大雅之堂的，只要你好用，中央要的是示範作用，榜樣的力量。

榜樣的力量很明顯，文藝座談會後，大牌人物紛紛跟上，作詩的作詩，演講的演講，可惜效果都不怎麼樣。除了這兩根幼苗繼續受到特殊保護培養外，其他人都還沒能進得了樣板團。這是為什麼呢？

我給那些想跟上的人一點小小的提示。

習總書記接下了誰的班？你回答胡溫，那就錯了。習總書記接下的是毛主席的班，胡溫是老一代革命家的警衞員通信員小鬼，在習總書記還在吃奶沒長大成人的時候，讓警衞員通信員暫時代理管一下祖傳家產是可以的。現在，紅色江山的真正接班人來了。

回想一下毛主席的時代，你就能更好地理解習總書記了。

有人想不通，為什麼習總書記選了這兩位網絡新作家，而不選顯然更有才氣的司馬南、孔慶東等人。道理很簡單，這些人雖然能干，卻原來是有主子的。換主不是不可以，卻須得置之死地而換的人，才能忠心耿耿。輕易換主的人能靠得住嗎？

為什麼不大大地提拔胡錫進呢？我可以大膽地預言，胡錫進沒戲，因為他兩張嘴皮子太能翻了，黑的能說成白的，而且能說得相當地漂亮。這樣的人能用，但不能重用，不是因為無能，而是因為太能。再說，這樣的人提拔了也起不到樣板作用。

搶著作詩的大畫家，做幾個小時報告談學習心得的二人轉演員，獻忠心猶如司馬昭之心。他們不僅不會得到重用，而且還有一點危險。不知他們是不是已經看出來了，習總書記和毛主席一樣，不喜歡出生貧寒而如今巨富的人。富可敵國的人要小心了，除非你是紅二代。

於是，習總書記選的就是兩位網絡作家這樣的人，不怕他們蠢，只要他們是真正的奴才。現在還只是兩個，以後將陸續拉起一支隊伍來。

今後一段時間裏，中國的政治生態就是這樣，人才進了監獄，奴才上了殿堂，紅太陽就會升起來了。當年毛主席不就是這樣的嗎？

我为什么不愿回到毛泽东时代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定义毛泽东时代的性质，这两个字就是“匮乏”。

最近，新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新的古田会议，显示出中国高层领导要发扬革命传统，在思想和实践中和毛泽东时代接轨的新气象。毛泽东时代好吗？你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吗？十八大以来中国最高领导的行动显示，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但我知道我是决不愿意回去的。

为什么呢？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不喜欢毛泽东时代，全凭个人的亲身经验。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定义毛泽东时代的性质，这两个字就是“匮乏”。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这三十年就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非常奇怪，一样的江山一样的人，那个年代就是样样都缺，什么都缺，没有一样东西不缺。五十年代末开始的那场大饥荒就别提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相信他们的肚子还该记得饥肠辘辘的日日夜夜。即使是别的年头，比如农村分田地浮财的时候，城市搞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文革时期轰轰烈烈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物质的匮乏仍然笼罩着全国大地。政府发明了各种各样的票券，把有限的物资尽可能广泛地分配给所有需要的人。那个时代最受亏待的是农村户口，很多物资是分不到农民头上的。在物资极度贫乏的年代，农民只能自生自灭。大饥荒时代因饥饿和长期营养不良而死亡的，大部分是农民，而他们几乎不可能挣脱天生的农村户口。极度匮乏的状态下是很难保持人的尊严的。这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来最普遍的社会不平等，习惯和容忍了这样的普遍不公平，是半个世纪中国社会道德下滑的根子。

为什么物资会匮乏至此，文革后开始搞经济改革的时候，体制内外的改革派做过很多探讨。人们从经济制度方面找原因。计划经济导致生产资源配置不合理，即所谓结构失衡，是第一个明显的问题。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导致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是第二个明显的问题。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其实就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回归常识”。所以，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了，谈不上什么功劳，那只是把本来荒唐的孽障消除掉一些而已，早在三十年前就可以做到的。

毛泽东时代的第二个匮乏，是精神的匮乏。党和领袖理所当然地要管你头脑里想些什么，告诉你只能想什么，怎么想，不能想什么，如果想了就要受惩罚。侵入和占据你的头脑的首要方法，是控制一切信息流，你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受到绝对的严格控制。毛泽东的妻子和亲密战友江青同志在三十年代是上海的一位电影明星，你若得知这一历史知识，不小心告诉别人而传播了这一消息，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深夜悄悄收听短波电台，有可能招来牢狱之灾。这些措施，都是党和领袖对你的思想健康的关怀。有时候，半夜里领袖毛主席说了一句话，对全国人民发出了“最新指示”，大家必须表达幸福感，于是爬起来，敲锣打鼓地游行，到上级部门去“报喜”，表达贯彻执行领袖“战略部署”的决心。

物资的匮乏靠票券和令农民自生自灭来维持，精神的匮乏则靠恐怖来维持。毛泽东时代，凡是不愿放弃人的尊严而坚持自由思想的人，都受到惨烈的超残酷惩罚。林昭被枪杀，张志新被割喉，顾准孤独地死于病榻。更有数不清的有志有为者，坎坷蹉跎了一生。

毛泽东时代的物资和精神极度匮乏，是人为造成的，是非人道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大卷，并没有告诉后来人，社会主义会造成这种贫乏。在这样的匮乏状态下，人是没有尊严的。没有任何理由让人生活在这种匮乏之中。这就是我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理由。

毛主席、江青同志、春桥同志，等等，想来是愿意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眼下的中国最高领导和民间的诸如两位着名网络作家和某位着名画家等等，想来也是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他们自然都有他们的理由。他们想回，就请回吧，至于我，很简单，打死我也不回到毛泽东时代。

請迎接惡俗時代再次來臨

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新的文藝座談會上一番講話，講了什麼無關緊要，他言簡意賅地高調請出了兩位「網絡作家」，把一切都說明了。我上網看一下兩位樣板都寫過些什麼，不幸很不衞生地看到了其中一位的《我和習大大零距離》，說到他和習近平握過手了，他的朋友們興奮得「炸鍋」，要求他「一個月之內不准洗手，給大家留著，都沾點喜氣」。這位小時候沒有受過「飯前便後要洗手」的教育，情有可原，可作為「作家」總應該知道現在世界上有「依波拉」病毒在傳播，一個月不洗手還一個勁地跟人握手，你是傳播「依波拉」還是傳播「習」氣？

對於文革中度過青春的我們這一代人，這一切了無新意。文革都幹了些什麼？年輕人問起來，過來人都會介紹說，文革鬥老幹部，鬥知識分子，群眾互相鬥，鬥得昏天黑地，鬥得大家沒飯吃。如今，這殘害人性的「鬥爭」，正在悄悄地還魂，連「專政」這兩個血淋淋的字，也要回來了。習總書記執政後，抓人抓得更多，關人關得更狠。文革中還有什麼？過來人往往忘了給年輕人介紹的是，文革為了建立它特有的權力邏輯，有一種令全體人民的道德標準和美學標準往下走的特殊做法，它不僅讓人變惡，它還讓人變「俗」，一種諸俗中和「惡」連在一起的最壞的「俗」，不折不扣的「惡俗」。

這次文藝座談會以後，很多人詫異的是，習近平什麼榜樣不可推，為什麼推出兩個最不起眼、最經不起推的「小人物」呢？於是有人猜測，這是黨內的反習派在偷偷地出習近平的洋相，給習近平穿小鞋。這種「陰謀論」猜測有兩個推論，一是黨內反習派仍然有實力，特別是宣傳口，還不在習近平手裏。政治尚有惡鬥，同志還須耐心。二是習近平的水平其實並不是兩位「網絡作家」那麼低，那麼俗，他是一時疏忽，聽信讒言，推錯了人。

這一猜測，乃一廂情願。文革過來人應記得，惡俗是不顧一切的。文革發動起來的辦法，就是顛倒邏輯，把凡是有思想的，有水平的，有修養的，有教育的，無一例外地統統打下去，一個都不饒過；與此同時，把社會上最幼稚的、最貧乏的、最沒有教養的、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選其中最惡俗者，提上來飛黃騰達、雞犬升天。對這種反文明、反人倫的做法，凡是質疑者一律嚴懲，凡是歌頌者予以獎勵。林昭被槍斃了，張志新被割喉了，郭沫若及時歌頌紅太陽，在同道中成唯一安全者，交白卷者上了大學，芒果被供起來讓人鞠躬如儀，工宣隊在管理大學。文革就用這套簡單的邏輯，把全中國人民顛倒過來，常識消失，惡徒登堂，時間一長，最不可思議的事情成為理所當然。最後，全國人民都到了物質和精神雙赤貧的地步，但是毛澤東不死就不會結束。絕對權力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他得到了他要的效果，只是整個國家呈現了史無前例的惡俗。

現在，沒想到惡俗有了新篇章，眼看著有誓將惡俗進行到底的勁頭。兩位「網絡作家」被選中，習近平要的就是他們的低俗，低俗到不怕惡俗，勇於惡俗，奮不顧身地惡俗的地步。黨需要這樣的樣板，來帶領人民繼續俗下去，才能夠大家一道「惡」起來，達到文革後期惡俗的境界。

兩位「網絡作家」是用來做榜樣的，權力相信「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邏輯的力量不堪一擊。接下來將發生什麼？文革告訴我們，在榜樣的帶動下，文革後期的人物們流行悄悄地給江青同志寫效忠信。靠邊了的老幹部寫，打倒了的知識分子寫，顫顫巍巍的老學者寫，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寫，大字不識幾個的小青年也寫。效忠信成一時之風氣。效忠信寫得好只要一個條件，下筆一定要俗，越肉麻越好，一個月不洗手不如一年不洗手，不如永遠不洗手。

一個惡俗的時代將來臨。

東網評論：http://goo.gl/rMYG4N

港人佔中抗命是一種政治表達

記得美國總統克林頓夫人希拉莉還是參議員的時候，在電視上看到她出席一個地方上的群眾會議（Townhall Meeting），由於她在小布殊總統發起伊拉克戰爭的時候投了贊成票，反戰人士就來鬧場抗議。希拉莉在台上正講得起勁，抗議人士突然在後排起立，拉起反戰標語，高呼抗議口號。希拉莉立即停止講話，咧開大嘴，笑嘻嘻地看著他們。等他們喊過一遍口號，希拉莉才開口：「好，好，我接到你們的訴求啦！」（Alright, Alright, I got your message!）。於是抗議人士坐下，等希拉莉繼續講了十幾分鐘，如是再來一遍，一而再，再而三。

　　給我印象深刻的是希拉莉的反應，她在面對抗議的時候，咧嘴笑著，眉眼間是友好的表情。如果說是政客裝出來的，那也裝得非常出色。事實上，你不可能證明她是裝的還是真的，但她讓你看到，這就是民主制度。這樣的抗議，這樣的message，不可能對民選官員無所觸動，因為今日的message，就是明天的選票。希拉莉後來對她當年支持伊拉克戰爭多次表示反思，和民眾的message對她的教育不能說沒有一點關係。

　　非法抗議也是一種政治表達

　　現代民主政治把民眾的街頭集會和抗議，看成一種政治表達，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憲政制度為民眾的言論自由權利提供了制度保障，你在家裡飯桌上議論國事是言論自由，在學校和會議上發表政見是言論自由，在報紙和互聯網上長篇大論或三言兩語也是言論自由。民主社會把政治言論視為民眾向政府、向政客、向官員和公眾人物表達自己的願望，傳遞message。

　　但是，當民眾人微言輕而無法利用合法途徑傳遞message的時候，當政府由於種種原因無視群眾意願的時候，為了把message傳遞到政府手裡，民眾不得不採取合法途徑之外的方式。當年聖雄甘地帶領印度民眾步行前往大海製鹽，抗議英印政府不合理的鹽法，被捕者數以萬計。馬丁‧路德‧金領導美國黑人，為抗議不合理的種族隔離法，非法佔領白人的咖啡館酒吧。黑人路莎‧帕克斯發起公車罷乘運動癱瘓了蒙哥馬利市的公共交通系統長達一年多。這是歷史上著名的以非法方式抗議的實例，都向政府和社會傳遞了他們要表達的意願，最後在各方努力下修改了不合理的法律或制度。非法的行動成功地達到了目的，因為他們要求修改的法律或制度是不合理的，他們表達的message是正義的，是符合全社會和全體民眾利益的。他們有這個自信。

　　港人驚動全世界的佔中抗命，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政治表達。港人是有言論自由的，但是當政府對民眾的訴求置若罔聞，並且越來越呈現一種大陸風格，以國家意志的名義置民眾意願於不聞不問的時候，正常的言論自由方式無法將message傳遞給政府，港人沒有別的選擇，不得不以極端方式逼迫政府傾聽民眾聲音。這就是佔中的來歷。佔中是傲慢的政府逼出來的，港人抗命不過是要表達，要傳遞message。

　　港人抗命的艱難之處

　　甘地提出的非暴力抵抗，成為全世界愛好和平與正義的各族人士追隨和仿效的政治表達方式。納爾遜‧曼德拉，圖圖大主教，馬丁‧路德‧金和達賴喇嘛尊者，都以提倡非暴力抵抗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聞名於當代世界政治。

　　但是，儘管有當代文明世界公認的人權和人道主義普世價值，但是事實上並沒有無論何時何地都適用的非暴力抗爭方法，方法的適用性都是隨著具體條件而改變的。佔中抗命這種非暴力的非法表達方式，能夠達到什麼效果，應該用到什麼程度，隨著你的message要抵達的對象而變。簡單地說就是，如今港人的佔中抗命能夠期望什麼，得看面前的對象是誰。

　　當年甘地的「走向大海」運動，從一開始英印政府就不得不認輸，因為英印政府畢竟還有司法獨立；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黑人抗議行動，最終必定成功，因為黑人知道他們的街頭抗爭最終都會走向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美國的聯邦政府和多數州，以及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種族歧視是不合理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數次裁決，宣佈種族隔離不合法，最終成為保障他們權益的民權法律。他們知道他們面前的對象是誰，會作出什麼樣的反應。

　　港人今天的抗命，情況卻不同。「一國兩制」，港人面前的對象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港人的message，既要傳遞給香港政府，又要傳遞給中央政府，而這兩個政府是「兩制」，他們對民眾訴求的反應是不一樣的。

　　更為困難的是，當初回歸時說好了的「一國兩制」，卻沒說好這兩制在政治上怎樣共處。回歸十七年來，中央這一制能讓香港這一制太平嗎？別的不說，法輪功能夠在香港存在，就足以讓中央最高領導十幾年寢食不安，不可能無所動作。英國人臨走留下了一套文官制度，也留給了港人基本的政治自由，這些都由港人特別寶貴的司法獨立所保障，但是，十七年來，誰都能察覺中央對香港的滲透。言論與新聞自由的空間在扭曲縮小，學術自由的講台在動搖，商界被收買被分化，中央甚至有專門機構聯絡香港的黑道。香港的官員心明眼亮，中央能決定誰當選香港的特首，現在也能影響到誰能坐穩香港文官體制的每一把椅子。

　　當香港政府越來越失去政治主見，越來越變成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的時候，港人抗命的message，不得不傳向中央。對此，可以說沒有一個人看好結果。特別令人擔心的是，有傳說香港政府常常過境去和中央政府維穩部門的人討論對策，接受中央指示的意味很明顯。兩制正在悄悄地走到一起，於是，香港政府將會對民眾的街頭抗議作出什麼反應，抗命的港人對此失去了可預測性。

　　港人抗命──維護香港制度

　　佔中至今，有人勸港人堅持，因為他們看到的是英國人留下的香港政府，它不會動刀動槍，它有新聞自由，司法獨立，message一定能傳遞出去；也有人勸港人見好就收，因為他們看到面前是中共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二十五年前有先例，民眾的message永遠也達不到那裡。

　　港人抗命的訴求或許很具體，是否成功卻不在於這些訴求是否合理，而是訴求的對象是誰。如果對象是中央，那麼再合理的訴求也難以得到合理的回應，與虎謀皮難矣。如果訴求對象是香港政府，那麼訴求內容本身並不要緊，港人真正至關緊要的是捍衛自由制度，捍衛港人珍惜的自由、法治和生活方式。港人手裡的道義武器是「一國兩制」之承諾，要保衛香港一制不被滲透、分化、動搖、吞併，要在法律和規則上編織起細細的防鯊網，堵住回歸前留下的巨大空洞。這一切都是慢工細活，不是街頭一朝一夕能完成，但是，今日之佔中抗命，已經傳遞了港人決心捍衛自由制度的message，而一代新人在抗命中出現了，他們將在未來完成保衛香港的事業。

《動向》第351期，2014年11月 http://goo.gl/jFZaAu

「民國熱」就是一連串的恍然大悟

民國的一切在大陸缺位半個世紀後，突然引起從沒見過民國一代中國人的興趣

十月十日，現在的台灣人和我們父輩中國人稱為「雙十節」，那是紀念辛亥革命的節日，也是中華民國的國慶節。以前我們這一代「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中國人是不知道這個節日的。雖然我們曾在課堂上被告知，辛亥革命是孫中山領導的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進步的革命的，每年十月還會在天安門廣場豎立起孫中山的大幅畫像，可是因為海峽對岸的中華民國把這個日子定為「國慶節」，這個日子就帶有反動的意味了。

今年的雙十節，北京的環球時報特地發了一篇文章：《病態的「民國熱」是對歷史的侮辱》。環球時報的這類文章，其行文有一個特點，簡單地說就是毛澤東的文字風格，用形容詞來限定對象，直接作出一個判定，然後變換邏輯，偷換概念，似是而非地為這個判定作出論證。這種文章是沒法讀的，你無法跟他較真。這次又是這樣，一上來就咬定民國熱是「病態的」。似是而非的文章通篇沒有說服力，隻流露出作者內心深處對「民國熱」的害怕。

所謂「民國熱」是什麼？無非是民國的一切，在大陸缺位半個世紀後，突然引起了從沒見過民國的一代中國人的興趣。民國的人物，民國的文學、歌曲，民國的一切，突然讓人特別好奇。這是懷舊嗎？並不完全是。懷舊是對過來人才會有的，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怎麼會懷舊到父輩或祖父輩生活的年代去呢？那個時代他們根本就一無所知，要懷舊也無從懷起。如今的民國熱，是因為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整整兩代人，漸漸地發現，所謂「民國」，「舊社會」，所謂「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其實並不是如他們的學校教育告訴他們的那樣。互聯網和開放時代，給了中國人一個機會，得以一點一點地從縫隙中得知民國時代的實際，於是產生了一個「恍然大悟」──啊，原來是這樣的！好奇心不可抑制地產生了，越是恍然大悟就越想知道得更多，就越來越多地發現「原來不是那樣的啊」。「民國熱」就這樣熱起來了。

這樣的「民國熱」，怎麼會是病態的呢？由得知真相而企圖知道更多的真相，沒有比這一個又一個恍然大悟更健康的了。

我們以前有過這樣的恍然大悟。我這一代中國人，都記得當年林彪事件後，從最初的震驚中平靜下來，突然恍然大悟的震撼。那是一種日月顛倒、天地翻覆的暈眩。不可能的事情怎麼會發生呢？緊接著就憑常識判定，一定是有什麼東西出了問題。然後，有些人經過幾天，還有些人經過幾年，最後都達到了那種恍然大悟的體驗，得出一個畢生再也不會忘記的結論：以前他們在騙我！

然後，我們幾乎是以一種狂熱和執著，千方百計地用各種方法，從各個途徑去了解以前學校教育向我們隱瞞的真相。真相迅速地呈現出來，恍然大悟一個接著一個。我們在打掃我們頭腦裏堆積的謊言。我們迅速地完成了180度的轉彎，從此再也不信諸如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之類的謊言。

「民國熱」其實就是比我們更年輕一代的中國人，開始了他們的「恍然大悟」。中國大陸半個多世紀對民國時代的描述，幾代人在學校裏受到的有關民國時代的教育，是一層一層精心編排、強行灌輸的謊言。現在這些謊言開始戳穿了。

而有關民國的謊言，是環球時報和它的主辦者們的立足之本。一旦這些謊言被戳穿，會危及他們的統治合法性。這對他們太危險了。環球時報想用「病態的」評語給民國熱降溫。可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尋找真相的好奇心一旦啟動，就不可阻擋地四處滲透漫延。「民國熱」起來了，謊言的喪鐘又要響起來了。

來源：http://goo.gl/2s9V1W

中國的政治人物該學一點謙卑了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有的是對力量的崇拜，對權力的迷信，最缺的是對絕對正義的服從，對公義原則的執著。中共是一個從蘇俄和西方引入建黨思想的政黨，在西方的思想資源中選取的卻是最為粗鄙的唯物主義，而它的領袖們實際上卻都還是土生土長的農家子弟，兩者相結合，延續到現在，迷信權力的強暴成為中共政治思想的核心。二十萬人頭換二十年穩定，這種思路一代一代傳到現在，仍然被中國的政治領導人奉為治理中國的不二法門。這是當今中國政治呈現處處死路的根本癥結。

中國政治家沒有謙卑的內心，政治家們不推崇謙卑，大概和這幾代中國人缺乏宗教信仰有關係。中國人信神鬼，但是不信有那麼一個時時在審視你的上帝。俗話說，舉頭三尺有神明，又說「人在做，天在看」，可實際內心裏，那個神明是似有似無，不會管到人的作為，「天」則更是不會管事的。因為中國人沒有一個唯一的上帝，也就沒有絕對的正義。所以明明不道德的事情，只要於己有利而自己有能力做，做起來就較少心理約束。政治大人物就更是如此。

中國的政治人物也有怕的時候，那就是怕自己一旦失去了實力，就會遭到報復，即使是自己躲過了報復，還有可能連累了自己的子孫。而正因為中國人沒有絕對正義的理念，所以輪到需要說服政治人物的時候，通常也不用公義道理來說話，而是用「報應」來說話的。

有人說，中國人雖然沒有宗教信仰，但是中國人的信仰是歷史，有青史留名的追求。但是看看現在的中國政治人物，似乎都不像是自信能以正面形象永垂青史的，而最多只是害怕將來被挖了祖墳，子孫受到報復而已。

劉少奇對毛澤東說，「餓死人是要上史書的」。他怎麼不說，因為我們黨的政策而餓死那麼多無辜百姓是一種無可饒恕的犯罪？他怕的是因此而上了史書，從此子孫後代被詛咒。歸根結底，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畏懼。

如今的中國政治，糟糕到了無可糟糕的地步。幾十年來，少數人「悶聲發大財」造成極端貧富差距，就用「三個代表」來強行掩蓋；分配不公造成危機四伏，於是多年服用「和諧社會」鎮痛劑；黨的領導除了維持現狀已經沒有願景的時候，只能強打精神「三個自信」；到了「中國夢」的時候，已經不知所云。

中國的各種政治矛盾正在走向最後崩潰，只是人們現在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周永康式的維穩在繼續，這種維穩只會使得社會不公和因此造成的怨屈繼續積累，從而需要繼續提高維穩費用，用更多的資源投入來實施更暴戾的維穩。中國政府對待公民維權、西藏新疆、香港台灣，如果仍然延續以往的力量法則，一味強暴，這些矛盾總有一天會匯集起來，集中到一起，達到再也無法維穩下去的地步。

要讓中國的領導人產生「絕對正義」的觀念，用正義來指導自己，眼下看不到這種可能性。唯一可能的是提醒中國政府的領導人：看得長遠一點，報應是一種規律。周永康已經遭了報應，凡周永康式的維穩，早晚難逃報應的。要跳出越維越不穩，越不穩越要強力維穩的互為因果惡性循環，中國領導人得趁早改變思路，在大眾面前學得謙卑一點，有退讓和妥協的勇氣。

謙卑和妥協，是有自信的表現。有能力妥協，才是真正的強大。

東網：http://goo.gl/OyGl3X

拆橋是不可理喻的維穩思路

中央民族大學的教師伊力哈木在北京被捕後，被押往新疆起訴受審，這在司法程序上完全沒有道理。從王力雄當年在新疆被捕後的遭遇，可以推斷新疆公安司法部門操弄法律的行為更蠻橫，更肆無忌憚。但是他們能這樣做，說明真正的拍板者既不是新疆的國保，也不是北京的公安，而是更高層級的權力。這給人以很不祥的預感。伊力哈木被捕後受腳鐐虐待，經匆匆走過場的法庭程序後即判處無期徒刑。這不是以法治國，這是沒有周永康的周永康，甚至比周永康還要周永康。

我和伊力哈木有過一次交談。2011年冬我回國探親，北京的朋友說，要了解新疆就該聽伊力哈木談談，於是約了伊力哈木。我們約好午飯前在他家附近馬路上會面，然後一起去一個新疆餐廳吃烤肉和馕。在一個顧客盈門的餐廳裏，我一面吃烤肉，一面聽伊力哈木海闊天空地談新疆。伊力哈木非常健談，嗓門很高，反應極快，對所有問題都立即作出回應，滔滔不絕。我一邊聽他講，一邊心想，當他的學生大概不會很枯燥。這是一個適合當教師的人，有激情，會說，肯說。他對我所提出的有關新疆的問題都瞭如指掌，知識面極廣，眼界開闊。他和一般關心民族問題的人不一樣的是，他的視野和認識不限於自身民族的處境，他有全球眼光，有歷史感，所以當我問他個人看法的時候，他的看法都是極為理性的，在各種極端觀點中間取中庸的立場，絕不感情用事。在介紹了新疆各地各民族各階層對時局和處境的觀點後，他幾次重複，他認為新疆的分離和獨立是不可取的，他反對把分離和獨立當作未來的目標。

和伊力哈木的一面之交讓我相信，這是一個人才。他應該是中國政府和西北維吾爾民族及其他穆斯林民族之間的中介和橋樑，他對兩邊都了解，理解兩邊的思路，又和西北穆斯林民族說得上話。中國政府在民族政策上一直有一個問題，就是不了解少數民族的文化和心聲，多年的混亂政策又使得民眾不敢相信政府，不敢對政府官員說真心話，反過來就使得中國政府更難理解少數民族民眾的想法。中國政府本來可以通過伊力哈木這樣的人才來了解西北民族地區的民情真相，也通過伊力哈木向西北民眾解釋政府的意圖和政策。可是，中國政府現在只願意相信唯唯諾諾的無能之輩，越是伊力哈木這樣有才華也有見識的理性人士，越是得不到中國政府的信任。

伊力哈木說，他從來就把自己的想法公開說出來，光明磊落，大大方方。每到敏感時期，他經常受到政府方面的騷擾，要麼限制行動，要麼被迫旅遊，他在這樣的時候仍然對政府派來的人實話直說。他創辦的網站維吾爾在線，就是一個公開表達和交流思想的平台。這個平台也是試圖讓西北少數民族和中國政府之間有一個互相理解和交流的機會。

我們在飯店一邊吃飯一邊說話，談了兩個多小時。這是一個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的地方，十分嘈雜熱鬧。後來我回憶當時的場景，相信我們的談話其實從頭到底是在被監控的狀態。伊力哈木完全知道，會見一個從國外來的人是一定會引起有關部門警惕的。他之所以選擇在飯店裏見面而不是在安靜的家裏，其實是對我的一種保護，也是表現他的光明磊落的風格，乾脆讓維穩部門知道我們說了些什麼話。這是伊力哈木內心坦蕩的自信表現，這個人的內心世界是非常強的。

他不是一個要搞分離的人，相反，他是反對分離的。中國政府完全掌握他說了什麼話。

可是，中國政府現在居然判他無期徒刑，這正是完全不可理喻的瘋狂行徑。伊力哈木多年來對不可理喻者講道理，終於落到了要做出如此犧牲的境地。

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信號。它說明，習近平在反腐打虎的同時，沒有打算檢討和糾正周永康一夥人把國家搞成危機四伏的維穩政策，仍然走在沒完沒了地製造敵人，以全體民眾為敵的道路上。這條路可能還會走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是必定越走越窄，直到走不下去的時候引出誰也無法預料的災難。置伊力哈木於無期徒刑的牢房，等於拆除了中國政府和西北民族之間溝通的最後橋樑，中國的西北將永無寧日。

教育為學生服務──我看美國大學管理

十幾年前，我在美國的一個州立大學找到一個工作，給全校學生的課程信息管理提供數據庫和應用程序的技術支持，從此在電腦前坐了十幾年，從技術角度多少窺探了一點美國大學的管理。出國前，我在國內的大學裏也工作過七年，加上讀大學四年，總共在中國大學裏生活了十餘年。管中窺豹，兩相比較，中美大學的管理確實有很大的不同，這種差別有些是技術層面的細節，眾多細節積累起來就是天差地別；有些則是價值理念方面的根本性不同。

在說到美國大學管理前，先說我在美國讀了一個二年制的專科，目的是學電腦找工作。記得入學報到以後，就是一陣犯懵，學校並不告訴你什麼班級、什麼教室、什麼教材、這學期上什麼課。它只告訴你，為了拿這個二年制副學士學位，你至少需要通過哪些課的學習和考試，這些課在以後的兩年裏各有哪些老師在什麼時間開課，然後你得自己給自己選，自己安排。我沒這個思想準備，一下子就不知怎麼選。不要緊，老師們都在教室裏坐著，給你做參謀。我碰巧找的是一位系主任，特別地客氣、特別地體貼，用緩慢的英語，詳細地給我解釋學校的課程和成績是怎麼管理的，我有怎樣的選擇，各有什麼利弊，我應該在學期開始前怎樣為自己選課，然後，如果你覺得選得不合適，在學期的最初兩個星期裏怎樣退課。

後來我才知道，這位系主任已經診斷肝癌，兩個月後就去世了。可當時真是一點看不出，看上去非常精神。順便要說的是，這個學校裏學生衣飾五花八門，但是教師卻有嚴格的著裝規定，都要求正式著裝。

這就是我初次接觸美國大學的第一印象，學生必須給自己做選擇。於是我盡量選晚間或者清晨的課，這樣一邊還能全日打工，而且盡量把對我來說容易的課對付掉，盡量多選，只用一年半就學完了全部課程。

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目的是為革命培養國家需要的人才。現在不提無產階級政治了，但是大學為國家培養人才的觀念卻深入人心，也深入中國的學校管理：學生進了大學，就是要按照國家需要人才的模式來教育。誰也不問學生自己想要什麼。美國的大學則比較坦率而直截了當，學生進學校是為了自己個人的幸福，將來做研究也罷，找工作也罷，都是他們個人的需要，個人的願望，教育就是要滿足這些需要和願望。

美國從上世紀六十年代民權運動開始就特別強調教育機會的平等，這方面一直在改進和試探，但是在學校教育中又承認人是不同的，有天生素質方面的差異，也有個人志向和選擇的不同，這些不同都應該得到尊重，而學校就要盡量滿足學生作為不同的人，為了個人的人生幸福來到學校尋求教育而產生的不同需求。

就拿我在工作中管理的學生課程與成績數據庫來說。學期開始和期末考試完成後，我們的數據系統在一夜之間向所有在校本科生寄出一份「學位進展和分析報告」。每個學生為獲取特定學位已經修的課程，還需要修的課程，各科的成績，平均成績，未來必須修的課程，這些課程獲取政府獎學金所需要達到的最低成績，預計修完所有課程的時間，注意事項等等，都會給出詳細的分析，讓學生心中有數。

學生一方，則有很多選擇。只要符合要求，你可以同時修幾個專業的學位，你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情況或個人志向愛好，安排在較短的時間裏拿到學位，也可以讀到中途去工作，去當兵，去旅行，若干年後回來繼續讀，或者回來時改變了志向，選別的專業繼續讀。總之，學生根據自己的素質才華和志向愛好，以及家庭和經濟條件，來安排自己的選課。我的一個年輕同事在技術上特別靈，但是他在大學裏學的是文學，因為喜歡文學。讀了文學後選幾門IT的課，就找了IT的工作，因為此時他需要養活自己和家人了，而這工作對他來說比較容易。這樣的年輕人在美國特別多，要讀自己喜歡的書，要找自己喜歡的事，他們也會有生活的壓力，經濟的負擔，但是最終的選擇都是自己的。他們習慣了自己為自己做選擇。

我在工作中曾經遇到過一個數據個案，來自印度的一個學生，在同一學期末，拿了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三個本科學位，逼得我們連夜修改自動打印學位證書的程序參數，因為原來的參數以為同時拿兩個學位已經夠牛的了。雖然這三個學位有一些課是重合的，可以少修，但是這學生的課程安排顯示他幾乎就是個上課狂。美國同事對此大不以為然，覺得修課修得這麼苦，不值。美國學生普遍不像來自中國或印度的學生那麼注重分數，他們修課拿分數到差不多了就不再下功夫，有那個力氣就用來選別的東西了。

美國的專業圈講究學位，因為在專業圈裏學位是表明你達到專業水準的通用指標。但是如果其他方面能證明你的水準，他們是不大肯多費無用功去拿學位的。蓋茨和喬布斯都是中途輟學的能人，他們在輟學的時候再忍一忍，堅持一下，也能拿到學位的，可他們就是不肯委屈自己了，不願為了虛幻的學位而多費力氣。

但是我也遇到過一個數據個案，有一個美國學生，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就陸陸續續不停地在修課，他當大學生當了三十多年，選過各種各樣的課，拿過好幾個本科學位，到了快退休的年齡，還到學校來註冊上課。這是我所看到的真正喜歡上課的人。向美國同事聊起，他們都是一副見怪不怪的神色。這是他的選擇，他喜歡這樣做，學校的大門就對他敞開著。

就我有限的見識，這是中美大學最大的不同。中國的大學是按照一定的成功標準來改造你，讓你定型，而美國的大學是承認個性，尊重個人選擇的，在管理上更注重讓學生發揮潛力。而「選擇的能力」是在中美當一個大學生最大的不同。一個會為自己做選擇的人，漸漸地就養成了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