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棕榈和流亡中的坚守

金棕榈--葛底斯堡赋

葛底斯堡赋和失败者的叩问

郑义和我是同代人，八十年代初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读过郑义的小说并为他笔下人物的理想主义气质和悲剧性命运而久久难忘。他创作于一九七九年的处女作《枫》，以及八十年代中期的中篇小说《老井》、《远村》等，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六四天安门事件后，郑义遭到中国当局通缉，他和妻子北明四处逃亡躲避，在逃亡中带着过去调查的文革期间广西吃人事件资料，写下纪实作品《红色纪念碑》。一九九二年抵香港，翌年来到美国，加入了在美国的政治流亡者群体。

幸运的是，我们这些人是在自由的国土上流亡，美国给了我们自由和安全，给了我们无穷的机会和可能性，但是，流亡并不轻松。家乡常常在梦中出现，我们却只能遥想家乡亲人。我们在异国他乡为生存而奋斗，天安门的枪声和血迹仍时常让我们在睡梦中惊醒。在自由的土地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们是否还紧紧抓住心中那一份坚守？

当年的流亡者，纷纷作出了各自的选择。郑义的选择是坚守手中的笔。在人身和作品都被中国政府禁止入境的情况下，坚持做一个中文作家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次首映会上，郑义只说了五分钟话，首先感谢妻子北明，是北明养活了一家人，郑义不必放下手里的笔去赚取生存的面包。

二十多年来，流亡中的郑义一直在写作。他写出了关于中国环境和生态危机的《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他还在创作有关中国抗战的长篇巨作。在如农夫般日日辛勤写作长篇的间隙，他写下了一系列散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就是其中之一。据读过所有这些长篇散文的王康说，郑义的散文，篇篇精彩，字字珠玑。王康给这些散文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们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神曲》。

《金棕榈──葛底斯堡赋》是郑义二十多年来近百次访问葛底斯堡战场，被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双方将士们的奋斗和牺牲所深深打动、深思再三而酝酿出的肺腑之言。在美国历史上，葛底斯堡是一个圣坛，它因林肯在此诠释民主本义的演讲而闻名，而这块浸透士兵鲜血的土地所象征的恰是郑义个性深处的一个硬核：理想和牺牲。理想和牺牲的主题，在他初涉文学的《枫》中就已经出现，在《金棕榈──葛底斯堡赋》中再次展示：美国的先贤们，为了自由的理想而作出了惊天动地的牺牲，他们最终胜利了，胜利女神手中的金棕榈，象徵着牺牲者的胜利。正是这一胜利的象征，触动了流亡中的郑义：“我的葛底斯堡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一九八九年席卷全球的风暴将苏东共产主义集团摧枯拉朽般扫荡，可是，“为什么我们失败了？”

郑义这一“失败者的叩问”，和“理想与牺牲”的主题交替出现，让我们这些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流亡美国的过来人沉重得透不过气来。但是，《金棕榈──葛底斯堡赋》最后的旋律是明亮而欢乐的，郑义从约翰·布朗和美国历次战争牺牲者身上，看到了葛底斯堡战场对自由的又一诠释：为他人苦难而战。于是，郑义写作生涯中的理想主义主题，终于和美国先贤们的自由概念衔接了起来。

让梦想变成现实的人

在我心目中，重庆人王康是一个特殊的人，因为他能够把我不敢想像的事情做成现实。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王康被通缉了很多年，后来，他念念于国民政府在重庆领导抗战的辉煌史迹将被后来人遗忘，创立了重庆的陪都文化研究机构。他产生了一个主意，要将抗战史迹和人物用绘画记录下来，表现出来。他要把中国抗战时期投身于反抗日本侵略的所有知名人士都画出来，而且，是真人大小的尺寸。

这是一个极有想像力的计划，也是一个疯狂的计划。换一个人，换一个地方，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想像力，即使梦到了也做不到，王康却做到了。王康召集了几十个画家，历时数个寒暑，终于完成了这个名之为《浩气长流》的长卷。这幅长卷，全长千米，裱后重达几吨。参与绘画的几十个画家，都是义务的。就我有限的世界美术史知识，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在王康领着一群画家描绘着《浩气长流》的时候，郑义的散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传到了王康的邮箱里。王康想像力的火花瞬间点燃，他要把这篇散文做成一个“电视片”。它不是一般的电影或电视，它仍然是文学，是文字的艺术，但是它要让文字在画面、音乐和朗诵语言的辅助下表现出来，使得读者用更多的感受和体验方式来领悟这篇散文的涵义和情绪，激发共鸣，从而又反过来促使读者思考。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想法，可是怎么实现呢？他先跟北明商议，北明不久就以她对此文内容与风格的精到体悟、富于表现力的专业朗读和音乐天赋，再度塑造了这篇文字，使之变成了一个音乐铺垫下的朗读版本。有了这个声音版本，剩下的事情，就是根据它来编辑视频。这使得制作程序简化了，但并未对编辑技术的复杂性消减分毫。王康和他的朋友们，都不是影视界的专业人员，王康也没有钱财可以投入这样的项目，缺钱缺人，这又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王康能把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做成。

他找到了一个同龄的“电脑高手”，把他的主意说了，也说明了这篇散文涉及天安门事件，是“危险”的，而且，做这样一件事他没有能力付出应该的报酬。他的朋友听了他的叙述，回答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

就这样，王康和他在重庆的朋友，拜互联网之便利，和美国的郑义与北明，开始了横跨太平洋的合作。他们没有资源，而且，他们还必须秘密地进行。薄熙来在重庆到处唱红歌的热潮中，王康和他的朋友关门闭户，悄悄地收集影像资料，反覆裁剪合成，把变成动人心魄之声的郑义的散文，再一句一句地变成一秒一秒的影视片。郑义从不写不感动自己的题材，北明从不朗读不感动自己的文字，而王康绝不在不感动自己的作品上浪费时间。王康虽然没有制作技术，但是他拥有视觉审美天赋，足以担当视频制作的导演职责。

他们三个人都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古典审美观，他们多年出离思想奴役而自我放逐，拥抱普世价值、终极关怀，他们的合作体现了北明说过的话：我们追求自由的人和专制的对峙，迟早会以美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这种对峙，或者这种对峙总不出现，是我们的文明和精神真正被摧毁的标志。在这个过程中，王康和他的朋友好多次为了躲避薄熙来和王立军的鹰犬而仓惶转移，把收集的素材和已经完成的影音文件分散收藏，“狡兔三窟”以备一旦暴露而不至于前功尽弃。

如今，王康也被迫流落美国。完成于二〇一〇年的影视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终于在今年六四纪念日前，在昔日葛底斯堡战场所在地，举行首映式，并随之上网呈现给公众。

看过影视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你也会明白，它也是一个象征，象徵着当代中国作家在流亡中的写作，象徵着我们在流亡中的坚守。

《动向》

习近平的宗教政策：控制、干预

四月二十二和二十三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抢眼的是规格突然升高，李克强主持会议，习近平亲自发表长篇讲话，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俞正声都到场以壮声势。往年主持宗教工作会议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在这样的场合成了小喽啰，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这次会议，等于是习近平的宗教政策宣言，非比寻常。不过，要读懂习近平的宗教政策，却需要一点耐心，还要懂一点中共党史及理论知识。

习氏“宗教中国化方向”

比较中共历届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风格，读习近平的讲话是最痛苦的。就讲话风格而言，毛泽东肆意残忍，邓小平实用狡猾，江泽民附庸风雅，胡锦涛平直无趣，而习近平则是用大量的空话套话大话包装，你知道他言不由衷，就像“四个全面”一样，十句有九句是不打算真做的，但是你得设法找出藏在长篇里的那一句，读出他的言下之意，那才是他的想法和政策。这种讲话风格，看来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验有关，文革时期的社论都是这个味道。在习近平讲话中任意选一节，一连串的句子都以抽象动词开始：必须坚持、全面贯彻、依法管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等等。还有大量的热爱、维护、拥护、坚持、积极践行、弘扬、努力、遵守、投身等等。这是一些动词，读来却不知是什么动作，最后归结为“实现”“中国梦”，真像梦呓一样，不知他要你做什么。但是，显然习近平喜欢这种讲话风格。

在习近平讲话中实质性内容也是有的，那就是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来“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这样的大词包装里面的真货是“宗教中国化方向”，然后又是一长串的抽象动词构成的句式，看上去理直气壮，不知所云令人头晕。我把这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三遍，这才明白原来就是一个简单的意思：党要领导宗教。其实就是一个关键词：控制。习近平居然还说党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说党的方针是“导”，“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类似的文革式句子还有很多，长篇大论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宗教必须在党的控制之下，党能控制的就是允许的、鼓励的，党不能控制的就是不允许的。

就这样，习近平大大方方地端出了他的“政教分离”：“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习近平知道，当今世界已经走出了中世纪，现代世俗国家大多数是政教分离的，只有少数国家仍然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这样的国家被世界潮流视为仍然处于蒙昧状态。政教分离的意思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宗教组织不能干涉国家政治和行政事务，同样，国家也不能干涉宗教事务，不能剥夺民众个人的精神信仰自由，不能侵犯民众以自己的方式崇拜神的权利。习近平的中国特色政教分离却只有前面一半，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事务，后面一半却理直气壮地反其道而行之，他宣布，党是要以国家的名义来干预宗教事务的。

读懂了习近平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这两个术语，就能想明白，习近平的文风是有其必要性的。那种冗长的宏大叙事整个儿是忽悠，最后就是要你接受他的违背常识的“理论”，就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形容的那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习近平宗教政策的依据就是，控制即自由，干预即分离。

理论的破产和政策的失败

中共的政策制定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理论基础，另一个是现实策略。宗教政策历来也是如此，只不过到了习近平的时代，他手里的政策来源，和他的前辈已经有所不同，那就是，理论已经在实践中破产，已经证明是过时了，但是马列主义的根本理论使得新的宗教理论难以产生；而现实的压力却比以前几十年更大了。

中共一向认为，它的革命是有理论指导的，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共从斯大林那里全盘接受了这一套理论，几乎所有策略、方针和政策都可以从这套理论中得到解释。从延安时代开始，中共就非常重视在全党和全国实行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一直到现在，中共的各级党校，中国的大学中学，每个人都要重复地学习这一套理论。特别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习近平一代，这一套理论可以说是深入骨髓，融入血液。

根据这一套理论，宗教在哲学和世界观方面属于唯心主义，在社会结构方面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这一套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属于落后腐朽的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早晚必然要被消除的。宗教这种落后的东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所以，中共在执政后就系统地展开了清除宗教的运动。不管什么宗教，一概受到压制。神职人员被杀被抓被驱散，教堂清真寺和寺庙被毁，宗教仪式和经典被禁止。这种毁神灭佛的革命，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一时间几乎做到了中国无宗教。

但是，在中共失败的政策中，没有什么比宗教政策失败来得更彻底的了。中共显然小看了芸芸众生的精神世界，文革后一解冻，宗教就如雨后青草一样遍地如茵，即使是几十年前被中共格杀勿论斩尽杀绝的民间道会门，也在悄悄地复苏。

邓小平和他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其实都是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宗教理论的破产并没有促使他们反省中共革命的罪错，只是迫使他们把新政策的重点从理论指导转移到现实需求上。在文化修养方面，习近平这一代人比江泽民、胡锦涛那一代还要差一点，脑子里没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反而更多。习近平在宗教工作会议上说，“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这种说法，给人一夜回到文革前的观感。

但是，不管习近平把“党的宗教理论”念叨多少遍，用大词空话绕多少圈，中共在宗教方面的理论破产、思想贫乏的实际情况是无法掩盖的，而更为迫切的是现实。中国社会的宗教复苏是民众精神需求的必然，而这一切却让习近平和中共夜不成寐，在危机四伏的中国，凡是中共不能彻底掌握在手里的东西，都让它紧张不安。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历经十几年，将境内法轮功完全消声，但是即使是江的中共同事和其后的高层，也心知肚明法轮功是不会消失的，中共早晚要还这笔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是中共不敢以邪教罪名镇压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信教民众，让中共难以保持“自信”。伊斯兰教和西部民族问题一体，有极为坚韧的精神传统和组织系统，中共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缺乏正面面对的力量。基督教由于其西方来源，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相比之下汉地佛教没有系统组织，已经被地方政府的“文化产业”收编大半，是中共比较放心的宗教。可是汉传佛教沾染中共习气后的僧团腐败，凸显了藏传佛教的体系完备和良好僧团组织，更显示出中共宗教政策漏洞百出。中共强硬派拒绝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方针，就走上了一条宗教和民族政策的死路。

中共要主导宗教、控制宗教，这种政策必定会引发更多更强烈的政教冲突。读懂习近平讲话，可以预料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宗教政策将以强硬压制为主旋律。

文章来源：动向2016年5月号

中國為什麼不翻金正恩的牌

金正恩家族的未來，取決於護著他的那一方是不是還在。

什麼時候不在了，金家鐵打的江山五分鐘之內就會垮台。

有一種不太好玩的撲克玩法，叫吹牛皮。規則很簡單，可以兩人對玩，也可以多人一起玩。發牌後，一人先牌面朝下出牌，喊一個數，比如，我出一對「5」。第二個人牌面朝下出牌：「我跟一個5」。如此繼續下去。出的牌是不是「5」呢，取決於你認為隨後出牌的人是不是會相信你出的是「5」。如果他不信，就可以翻你的牌。如果翻出來不是「5」，你的牛皮被拆穿，你就得將桌上的牌全吃進。如果翻出來果然是「5」，他就得吃進所有的牌。先將手中的牌都出手的人為贏，最後一個將所有牌都吃進了的為輸。

這種撲克玩的是撒謊、冒險、虛張聲勢，是典型的東方虛虛實實博弈藝術，實中有虛，虛中有實，你不僅要猜下一個人會不會翻你的牌，還要判斷你應該不應該翻對方出的牌。吹牛皮固然需要膽大皮厚，可吹起來也要適可而止，因為對方有翻你牌的可能。而你是不是翻對方的牌，還取決於你手裡還有沒有真牌，對方是不是猜出你手裡的真牌，你敢不敢繼續撒謊，你能不能猜出對方手裡是否有真牌，對方即使有真牌但會不會繼續撒謊以爭取更大的贏面？

如果是三人以上玩這種撲克，那麼跟在你後面的人是不是存心幫著你，對你很重要。如果此人幫著你，那麼在你手裡沒有真牌而你前面的人可能出了真牌你不能翻的情況下，你只能吹一個天下人都明白的牛皮，只要有下一個人護著你，不翻你的牌，在你後面跟一張或真或假的牌，你就又可以有驚無險地繼續吹下去。

朝鮮問題上的幾方，就是在玩吹牛皮這個撲克，一本正經地已經玩了好多年了。造成朝鮮半島核危機的北朝鮮好像是眾矢之的，可玩起來他最起勁最主動，多年來他已經跟了不知道多少張「5」了，其他各方都知道他出的「5」全是吹牛皮，都是假的，可是沒人來翻他的牌，因為跟在他後面具有翻牌資格的，恰好是中國。

吹牛皮這種撲克，玩到現在這種地步，一點不好玩，因為彼此都已心照不宣。美國日本和南韓，隔著一個中國出牌，中國不翻牌，他們礙於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犯不著得罪中國，於是也不翻牌。誰都知道金正恩已經是一手臭牌，可是中國不翻他的牌，他的牌就是一副好牌，他怎麼打都可以。

中國不翻金正恩的牌，就把金正恩的風險轉移到自己身上。如果中國鐵了心死保金正恩，那麼金正恩的牌是可以一直打下去的，金家的江山至今固若金湯，很多人想不明白，這世道還有沒有天理了，這麼壞的統治者，這麼苦的人民，竟然一年一年維持七十年了。將心比心，如果你不巧生在鴨綠江那邊，這一輩子可算倒霉到家，全栽進去了。可金家江山怎麼就那麼荒唐地牢固呢？中國護著北朝鮮，護著金家，不能不說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只要中國不翻牌，只要中國手裡還有牌，只要中國還幫著金正恩吹，那麼金家的牛皮還有得吹呢。

最近，美國人在那邊有點煩了，擺出了要換個玩法的姿態，說這種玩法已經多年，實在膩了，我們是不是把北朝鮮開除了，再另外開個牌局吧。中國方面的官方表態一如既往，說我是打算跟牌的，繼續玩。為了給這種官方態度增加力量，電視上出現了一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叫於迎麗，她的「專家觀點」是，美國如果對北朝鮮動武，我們就去打台灣。

台灣不是「兩岸一家親」麼？中國國家主席習總書記不是剛說過中國和台灣是「打斷骨頭連著筋」麼？美國人要是下決心解決北朝鮮問題，中國就去打台灣，這是什麼思路？

這個思路並不難懂，和半個多世紀來中國不翻北朝鮮的牌是一脈相承的。什麼「兩岸一家親」、「打斷骨頭連著筋」，都是撒謊吹牛皮，為的是繼續出假牌而誘使別人不要翻自己出的假牌。北朝鮮的牛皮早已吹破，但是中國鐵定要護著罩著。在中國領導人的內心深處，台灣遠不如北朝鮮親。尤其是習總書記這一代，是馬列主義階級鬥爭學說餵大的，從來就把敵我分得很清：今日世界，民主和自由世界是敵人，專制暴政是兄弟。這是一條簡單的界線。親不親，線上分。而中朝有精神氣質上的高度一致性。

明白了這一點，你就可以預測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將怎麼站隊，怎麼動作。你也可以預測，中國國內政治的走向是什麼，你更可以預測，金正恩家族的未來，取決於護著他的那一方是不是還在。什麼時候不在了，金家鐵打的江山五分鐘之內就會垮台。

神曲之后必是和尚打伞

最近發布了一個MTV《四個全面》，被評為「洗腦神曲」。

从网上新闻里看到，新华社最近发布了一个MTV《四个全面》，被评为“洗脑神曲”。我原以为这“神曲”两字是人们的讥评，没想到在新华网上，那是发布者的自我介绍，还用了两个惊叹号：来了！新华社“神曲”！出于眼见为实的目的，我沉住气看了一遍。看完之后，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好佩服如今新华社和它重用的这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重口味，如此恶心的东西，他们哪来的如此自信。很想善意提醒他们一句，麻麻是歌唱家，出道很早，水平不低。平心而论，我不相信麻麻会看得上如此神曲。

这首神曲MTV，用了动漫的形式，看来是以年轻一代为对象，这一代是在日本和韩国动漫的陪伴下长大的，动漫就是他们喝的奶，好比我们那一代是“喝狼奶长大的”。这一代年轻人对动漫有天然的亲和性。歌曲本身采用了西方年轻人流行的“饶舌”(Rap)的形式，看来也是针对年轻人的。不过作曲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大概不知道，欧美的Rap起源于非洲，最初是在美国黑人中流行，它和Blues（蓝调）等黑人音乐一样，特别适合于表达对生活艰辛的诉说抱怨，对社会不公的讽刺嘲讽，以及对未来变化的期盼。看来神曲的作者忘记了政治课上学过的马列哲学原理：内容和形式要统一，内容决定形式。 Rap和动漫是形式，那么新华社为什么如此高调推出这样幼稚的神曲？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是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这四个全面的口号，听上去挺美好，你却不知道他将怎么做，做什么。实际生活中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和现实生活完全脱节，口号照样喊。神曲用Rap的形式，把“四个全面”唠叨得像梦呓一样：“一个那是点，两个那是线，三个那是面，四个是全面”，谁能告诉我，这是在说什么？平面几何吗？还要“特别重要的话，咱得说四遍，四个四个四个四个，四个全面！”这唱起来是不是显得弱智？

怪不得网上的评论把它称为“洗脑神曲”。问题是，这些革命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为“四个全面”写神曲洗脑呢？难道中央发了文件，官媒出了社论，各级党委组织了学习，大学奉命写进了教材，上了课堂，“四个全面”还宣讲得不够吗？

这首动漫神曲，宣讲四个全面只是表面文章，更重要的是为了拔高“四个全面”的版权所有者习总书记。神曲的Rap在接近末尾的时候突然停顿，然后采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旋律，极力制造一种梦幻感，流露了作者的内心动机。

网上评论者的感受是相同的，这首神曲的潜台词是“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为习近平上任近三年来的个人集权造舆论。洗脑神曲的要害是为个人崇拜开道。

曾几何时，个人崇拜是一颗耀眼的灾星。上个世纪，人类社会出现了几个兴风作浪为害一时的独裁者，这些独裁者无一例外地利用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来操控大众，玩弄权术，践踏法律，危害人类。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德国的纳粹希特勒、苏联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一直到今天的朝鲜金家祖孙，都要在自己统治之下的大众面前打造自己超级聪明绝对正确的形象。我们这一代，也就是习总书记这一代，是在个人崇拜的空气中长大的，我们曾经崇拜的是“四个伟大”的毛主席。“四个”之数，一定深深地植入了习总书记的下意识。

个人崇拜以革命文艺宣传开道，这叫抢占舆论阵地。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大部头作品，是大型歌舞《东方红》，以及《长征组歌》等中型的史诗型歌舞。这些动员了全国的力量，号称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事实上的总导演的革命文艺，以诉说中国革命历史为表面上的内容，其实质性的目标只有一个，将毛泽东塑造为神，将全国人民的脑子洗得只允许剩下一个指令：无条件地忠于毛主席。

个人崇拜以后是什么？个人崇拜是一个手段，天安门广场上只有洗脑之后狂热的红卫兵的时候，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美国友人”斯诺说，他是“和尚打伞”。这是一句歇后语，他要说的是，他就可以“无法无天”了。无法无天，那就是文革。

文革以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历经浩劫之后，有限地反思文革，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有个人崇拜，文革是搞不起来的。文革必须以个人崇拜的成功洗脑为前提条件。反过来说，搞个人崇拜必有其他目的，那就是为“无法无天”做准备。个人崇拜之后，必定是“法外治国”。

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效力最大的就是周恩来亲自组织实施的史诗歌舞《东方红》。可以说，没有《东方红》，没有《长征组歌》、《祖国颂》、《红旗颂》、等等“革命文艺作品”，就没有红卫兵那整整一代洗白了脑子的青少年，和尚打伞就没那么容易“弹指一挥间”。

文革以后，党内外痛定思痛，得出一个结论，再不能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一旦建立起来，权势就会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那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党和国家被玩弄于一个人的股掌之间，无法无天，灾难难以避免。于是，上世纪邓小平时期有了一个政治规矩，党内不许搞个人崇拜，党的最高领导人只做两届，时间一到就换新人。为此，邓小平亲自定下了两任领导人，并在自己死前就让江泽民上台。

习总书记是知道这个政治规矩的。但是，他现如今已经是箭在弦上，逆水行舟，面前没有很多选择。他在各项政策上的“任性”，已经开始让上上下下忍无可忍，尽管他的任期还有几年，人们已经开始盼他下台的日子到来。可以断定，他任期内的很多事情，将在他下台后被清算。时间越长，这种清算越可怕，甚至可能危及身家性命。他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学他所敬佩的俄罗斯普京大哥，来个变相的终身制。为此，需要打破邓小平时代定下来的规矩。为了破这个规矩，必需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氛围。革命文艺为此先行。

这就是洗脑神曲出现的背景。能否获得当年《东方红》的效果，还有待观察。如果这一系列的革命文艺产生了如愿的效果，那么，各位，我们可以等着看到不打伞的和尚，等着经受和尚的不打伞了。


东网：http://goo.gl/M7ijIP

遙想當年粉紅時

小粉紅們忠於領袖熱愛國家，所謂「愚忠」。

只要一代一代都是小粉紅 ，領袖的紅色江山就可以永不變色了。

帝吧小粉紅們集體翻牆出征掃蕩蔡英文臉書的事件，已經快速落幕，成為輕鬆笑談的歷史，恐怕這批年輕人將來面對自己孫輩的時候，不會有幾個以自豪的心情回顧這一經歷。他們鬧出了一些笑話，表現出了自己的無知和幼稚，掌權的一群成年人如習主席和手下的人民日報之類，或許從小粉紅看到了他們永久統治的希望，有這麼無知愚昧的年輕一代，怎用得著擔心紅色江山有朝一日會變色？

在我看來，小粉紅浩浩蕩蕩如江水滔滔但是和紅色江山永不變色是沒有多大關係的。這是經驗之談，因為我們這一代，當年也紅過，而且大多還是大紅，看上去比現在的小粉紅還更有戰鬥性。

五十年前，文革初期時，全中國的青少年都是紅色的。紅旗下的蛋，只可能養育出紅色的一代，個別不怎麼紅的，也得把自己抹紅了，否則給批判成「走白專道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那得吃不了兜著走。絕大多數的人分成兩類，一類是家庭成分紅的，那就是大紅的「紅五類」，另一類是家庭出身不紅的「黑七類」。我這種來自「黑七類」家庭的，心裏還是想「紅」的，想要「和家庭劃清界線」，想要表現出自己「走革命道路」。可以說我們都曾經是「小粉紅」。

不論是五十年前，還是今天互聯網時代，小粉紅們的最明顯共同之處是無知卻不認為自己無知，幼稚卻不認為自己幼稚，具體表現就是無根無底的狂熱。那一代小粉紅們認為自己肩負著「世界革命」的「歷史重任」，是義不容辭地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是要推翻美帝和蘇修，解放華盛頓和莫斯科，把紅旗插上白宮和克里姆林宮的。這氣派，不比現在的小粉紅偉大嗎？

雖然相隔半個世紀，共產黨教育下長大的小粉紅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語言特徵。語言貧乏，難以宣泄胸中狂熱，於是用詞就像精神病人。「帝吧出征，寸草不生」，你愛國歸愛國，和青草過不去幹什麼？二十一世紀的綠色生態意識到哪裏去了？

現在的小粉紅們是拍胸跺腳地「愛國」，我們當年是跺腳拍胸地「忠於毛主席」。為了用語言來表達「忠於」的程度，「敬愛的毛主席」前面加上最高級副詞「最」，「最最」，「最最最最」。你知道「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怎麼翻譯成英語嗎？我們那一代小粉紅翻過：The reddest, reddest red sun in our hearts Chairman Mao! 這和現在的小粉紅們語言神似，那就是說話的嬰兒趨勢，活像永遠不長大的小孩。現在的小粉紅崇尚「賣萌」，以顯示出自己的幼兒狀態為美，我們那個時代的小粉紅倒是不賣萌的，有人偷越國境到越南柬埔寨去參加戰爭打擊美帝國主義，還有人為了表達更多的「最最」，把毛主席像章直接別在胸前肌膚上，可以想像沉甸甸掛在胸口皮肉上血流前胸的景像，如今的小粉紅恐怕得嚇暈過去幾個。小粉紅也是一代不如一代，現在一對夫妻生一個的小粉紅大概是指望不上如此勇敢的了。

無論是當年毛主席，還是如今習主席，大概都是喜歡全國青少年都成小粉紅的。小粉紅們有熱情，忠於領袖，熱愛國家，所謂「愚忠」。只要一代一代都是小粉紅們那樣的「愚忠」，領袖的紅色江山就可以永不變色了。所以，帝吧小粉紅出來之後，有些朋友灰心地說，文革後啟蒙了三十年，年輕一代還是如此愚昧，這個國家真是沒希望了。

我卻沒有這麼失望。這也是經驗之談。

我們那一代小粉紅們，第一個蛻變是1972年的林彪事件。林彪出逃，死於蒙古草原，毛主席黨中央精心布置了對此事件的宣傳。小粉紅們第一時間聽從黨中央的宣傳，痛恨林彪背信棄義，親密戰友竟然背叛「最最最最」毛主席。可是，人再笨也有天生的腦子和常識，用不了幾天，我們在下鄉的地方一琢磨，不對啊，以前那些「親密戰友」之類的不都是毛主席自己說的嗎？現在怎麼另說一套了呢？您老人家到底哪一套是真話？您前後相反的兩套說法裏必定有一套是假話，不管哪一套是假話，您不都是在騙我們嗎？反覆盤算琢磨幾遍，頓時一頭冷汗：偉大領袖在騙我們，我給人騙了！

我至今還記得當年終於明白自己受騙以後的那種震驚，和憤怒。一旦明白了這一點，我們眼前的整個世界都變了。既然「最最最最」在「親密戰友」問題上會欺騙我們，那麼其他的事情上就也可能在騙人。於是，我們這一代知青就在下鄉的草屋茅棚裏或單個或兩三個一起，按著時間往後倒退，重新思考那些「革命論斷」。真相以豁然開朗之勢出現在我們眼前，原來以前那些漂亮的革命口號都是鬼話，原來我們從頭到底是被騙了。

我們那一代，很多人是一夜之間明白了這個道理，從「小粉紅」的迷幻中蛻變出來。大部分人要經歷幾個月甚至幾年才慢慢地悟出這個道理，從此不再「忠於毛主席，忠於黨中央」。當然，仍然有一些人至今也沒有明白過來，但也不再粉紅了，或者還有些人裝作沒有明白過來，那就是現在已經老了的左派們，不過他們缺失了小粉紅們唯一可貴的特質，那就是不計私利的真誠。

我還記得林彪事件後，同學們從天南海北的農村邊疆回城過年探親，大家聚在一起，很快發現所有的同學都發生了同樣的變化，從「忠於毛主席」的小粉紅突變為盼望變化、等待變化的「反動分子」。文革後，我們這一代中盼望和呼籲改革，如今盼望和呼籲民主與憲政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有過如此這般從小粉紅蛻變出來的經歷。當年受欺騙的屈辱和憤怒越強烈，後來反對愚民政策、主張啟蒙和民主的願望與決心也越堅決。

所以，我不怎麼為今天奶聲奶氣的小粉紅們擔心，他們也會長大，也會明白的，誰小時候沒有尿床的時候？

 南橋評論：http://goo.gl/GGAFVG

不講理何以講法

王毅外長“首先是一名中國公民”的說法，
將是載入史冊的看點。

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在香港失蹤，隨後以電話和親筆信顯示他在深圳「協助調查」，此事引起海外各界震驚，蓋因李波持有英國護照，而且是在香港的地面上不正常地轉移到了深圳。到底是什麼人、用什麼方式，把一個持英國護照的香港市民弄到了深圳，而且至今不見人蹤影，這在任何一個現代開明國家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這太不正常了。如果這樣的事情算正常，那誰還有安全感？所以，連梁振英也公開表態，大陸警方到香港來執法是不可接受的。可是，香港政府顯然不會命令香港警方到深圳去找人，香港警方只能表示「我們向內地警方問問看怎麼回事」，於是乎李波和他的銅鑼灣書店的幾位同事繼續處於失蹤之中，一天又一天，誰都無可奈何。這樣的事光天化日之下發生在香港，真是對「一國兩制」最好不過的註解。

倒是英國政府心理上過不去了。香港是英國政府的前殖民地，香港人曾經是女皇陛下的臣民，是女皇陛下親自交給中國政府的，而李波還持有英國護照，照理說還在女皇陛下的保護之下。所以，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急切要求」港府及中方援助，以確認英國公民李波的去向。據報道，正在訪華的英國外相哈蒙德在與中國外長王毅見面時提及李波失蹤事件。

精彩的是中國外長王毅的說法：按基本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李波「首先是一名中國公民」，「呼籲各方毋須做各種各樣無謂的猜測」。

這裏有一個將載入史冊的看點，即王毅外長「首先是一名中國公民」的說法。按照中文的文法，「首先」之後，還應該有一個「然後」。 「然後」是什麼呢？王外長沒有說，諸位就不得不做出各種各樣「有謂的猜測」了。

當今世界和一百年前不一樣，人們在世界上流動並居住在出生地之外的情況司空見慣，於是就有了雙重國籍的情況。美國、歐洲、英國、香港、中華民國等等都是承認雙重國籍的，也就是說，你出生在這些地方，後來又去了其他國家取得了其他國家的國籍，母國仍然承認你的母國國籍。擁有雙重國籍有很多好處。李波作為香港公民，持有英國護照，而香港和英國都承認雙重國籍。

所以，王外長的「首先」後面沒說出來的是，「然後」李波是一個英國公民。

可是且慢，王外長的「首先」，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首先是一個香港公民」，然後是一個英國公民。 「香港公民」和「中國公民」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待遇事實上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國兩制」的真諦。儘管中國政府說了無數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事實上香港公民和中國公民卻不可以劃等號，理由如下。

理由就是，眾所周知，中國政府是不承認雙重國籍的，你只要去問問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領事館就知道了。任何中國公民，在美國入了美國籍的那一剎那，就自動失去了中國國籍。取得美國國籍的中國人第一次申請回國探親簽證，必不可免的條件就是交出你的舊中國護照註銷。為什麼中國政府不像香港和中華民國一樣承認雙重國籍，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中國政府雖然管不住它的人民有機會就入了外國籍，但是它有權力，而且一定要斷了你的中國國籍。

所以，對於中國公民來說，根本就沒有「首先」是中國公民這一說，因為既然是中國公民，就只能是中國公民，沒有「然後」。既然沒有「然後」，也就沒有「首先」一說。王外長的「首先」兩字，說明他承認後面還有「然後才是」英國公民的不言而喻之意。可是，因為中國政府不承認雙重國籍，所以對於中國公民來說是沒有「然後」的。因此，王外長的「首先」要說得通，就不能不承認，李波「首先」是「香港公民」，不是「中國公民」，香港和英國都承認雙重國籍，這樣才有「然後」，也才有「首先」。

英國外交大臣哈蒙德說，英方認為根據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以及「一國兩制」原則，李波若在香港犯下刑責，應在香港接受審訊。王外長心裏是明白的，哈蒙德的說法既合法也合理。然而，中國外長在這裏玩了一個邏輯戲法，他把話說了半句，只說「首先」，不說「然後」，於是就迴避了中國政府不承認雙重國籍的事實，同時根據「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中英共識，來一個李波「首先是中國公民」。既然是中國公民，中國警方和司法對李波採取的行動就有「法律依據」了。

這樣的邏輯，實在是太不講理了，王外長是在把天下人當傻瓜。事實上王外長有點心虛，於是先倒打一耙，呼籲「各方毋須做各種各樣無謂的猜測」。什麼叫無謂的猜測？中國大陸的不穿制服的秘密警察，跑到香港來，用至今無人知道的手段，把一個持英國護照的香港公民弄到了深圳，難道還不令人震驚嗎？對這樣無法無天的行徑發出質疑的聲音，就是無謂的猜測？

「一國兩制」不是一句空話，是要靠法律來維護的。王外長一席話說明，香港人也罷，英國人也罷，千萬不要輕信中國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會講道理的。他們沒有講道理的習慣，更不能指望他們會講法。香港人如果不想和內地人一樣生活，就必須自己起來堅守和保護香港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寸步不讓。否則，香港危矣！

東網大陸評論：http://goo.gl/jWGr9l

香港危險了

據香港多家媒體報道，銅鑼灣書店一名股東李波在歲末突然失蹤。據李波妻子報案稱，出事當日有人致電該公司表示要買十多本書，李波被騙到位於柴灣的貨倉而中伏。幾小時後，李太接到丈夫疑從深圳打來的電話，透露「正協助調查」，並表示「不要搞大」事件。這個電話所用的「協助調查」和「不要搞大」的說法，顯示出此事背後中國公安操作的標記。這些說法是典型的中國大陸公安的用詞。中國公安在「請喝茶」、黑頭套、強迫旅遊等措施的時候，通常會使用這樣的語言，這類說法即使是香港的黑社會也不會用的。

在此之前，以專門經營大陸禁書而小有名氣的銅鑼灣書店，已經有四名股東和工作人員先後在泰國和中國內地失蹤，至今不知下落。李波是在香港的地界失蹤，事後給家人的電話卻疑是從深圳打來。他是怎麼從香港去了深圳的呢？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事件。香港危險了。

香港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指出，事件的關鍵在於這些人是否自願離開香港。他還指出，李波失蹤後的「報平安」電話，說明製造事件者刻意營造失蹤者是自願前往內地「協助調查」，給人以沒有失去自由的假象。在中國內地，公安是用不著這最後一步的，長久不通知家屬的失蹤事件有的是，但是香港不同，香港人在香港地面上失蹤，司法部門照規矩是必須介入的。

香港和內地，實行一國兩制，而最大的不同，保證「兩制」能持續下去的關鍵，是香港實行與內地不同的司法制度。香港是實行英國人留下的普通法體系的，其關鍵性的核心是歷史悠久的「人身保護令」，任何人在任何有可能失去人身自由的情況下，第一件事是法庭過堂，有獨立的中立的法官來決定此人被拘押被限制自由是否合法，是否必要。也就是說，香港人在香港地面上，太太平平的是不會無緣無故突然被警察弄去「協助調查」的。在我看來，這是做一個香港人和做一個大陸人最大的區別。可是這一次，銅鑼灣書店的股東李波卻在香港地面上突然疑去深圳「協助調查」了。這令人懷疑，香港人所擁有的司法保護在消融。這種消融一旦開了一個頭，會發展到什麼程度，誰也說不上。這種事件不阻止，香港的司法體系就會逐漸變質。一旦香港的司法內地化，香港就不再是香港了。

當年鄧小平承諾，香港回歸後「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那麼香港人有沒有拒絕中國公安而「不協助調查」的權利呢？照理說，應該是有的，香港人在香港，應該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應該不受大陸公安的影響。然而，銅鑼灣書店至今竟有五人失蹤，股東李波是在香港的地面上失蹤。香港警方稱李波「身體智力正常，有手有腳，有出境自由」，對他的失蹤只暫時備案，對案件列為失蹤人士由失蹤人口調查組跟進。其實香港警方尋找這個失蹤人口應該找大陸公安，讓大陸公安表態，人是不是在你們手裏，你們不可以在香港地面上把一個香港人弄到你們手裏的。

這一切，沒有按香港法律體系的程序發生，連傻子都看得出，大陸公安在行動。

事實上，按照大陸的政治性格，大陸公安是不會放過香港的，問題只是在什麼時候他們能夠做些什麼。香港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一個自由的地方，有時候大陸公安只能忍耐，不可以像在內地一樣為所欲為，但是，大陸公安記仇，他們不會永遠忍耐。只要香港的司法制度不阻擋他們，他們總有一天要在香港為所欲為的。

九七回歸後，香港似乎一切太平。我記得曾經在香港的一個大學裏短期訪問，經常遇到大陸來的學者，還經常遇到大陸來的身份不明的年輕人。這類年輕人穿著講究但是有雷同的風格，出入低調但是很顯眼，因為只有他們在早餐的時候用小調羹喝咖啡而且喝出聲響來。所有看到他們的人都明白，這些人是來公幹的，但是誰也不打聽他們到香港的大學來是來幹什麼的，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對他們敬而遠之。

那時候我就在想，他們最起碼是來了解情況的，他們需要知道他們想知道的事情，香港沒有什麼事情他們不想知道的，不知道他們不放心不甘心。以後呢，以後他們會幹什麼？

十幾年後，我們看到了這個「以後」，香港人李波和他的四個同事失蹤，疑「自願」地去了「協助調查」，還要家屬「不要搞大」，而香港的警方和司法體系，卻至今無所作為，而且看上去不想有所作為，不敢有所作為。

香港的自由，還保得住嗎？

東網：http://goo.gl/XMML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