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如何创作一首让领导中意的诗

干谒是古代文人很正常的政治活动，干谒诗也是常见的诗歌题材。几乎所有今天我们能说出名字的诗人，都有干谒诗的创作经历。然而，自古及今，以诗干谒权贵获得成功的例子却并不多。

据北京大学网站消息，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不久前召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讨会”，北京大学教授及兼职教授与会并踊跃发言，并当场限韵作诗九首。其中的“皇图八万沐初阳，耸嶽奔川隱佛香”、“鼎革亲传列圣意，劳谦终卜贵知常”、“骚雅及今闻鼓角，山川从此待文章”，都是难得的佳句，引得不少网友诗兴大发。对于范老师的口技，提出了赞美。

　　咋整君作为一个伪文艺青年，其实作诗这样的高雅事情真心干不了。所以这次打算和朋友们聊聊中国传统诗歌中的传统题材，叫干谒诗。

　　古文中“干谒”的意思，是有目的的求见。干谒诗，是读书人为了推销自己而创作的诗，类似今日白领的求职信，供达官显贵阅读，希望他们通过诗了解自己的才华，并能对自己加以提携和任用。干谒的对象多以官员为主，呈献给皇帝的诗称为“颂上”，也可归入广义的干谒诗。现存的古代诗歌中，许多都是干谒诗。比如白居易那首有名的“离离原上草”，为了干谒当时的高官顾况而创作的。据说顾况初见白居易很不喜欢：“长安米贵，居不大易。”但在读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时，由衷赞叹“有诗若此，居天下亦不难”。这段诗话流传至今，“长安米贵”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典故。

　　干谒诗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创作，其中中不乏好作品。 比如有名的孟浩然，在科举落榜后以诗干谒宰相张九龄，创作著名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干谒是古代文人很正常的政治活动，干谒诗也是常见的诗歌题材。 几乎所有今天我们能说出名字的诗人，都有干谒诗的创作经历。然而，自古及今，以诗干谒权贵获得成功的例子却并不多。像孟浩然这样的大诗人，干谒张九龄最终也没有得到满意的官职，可见干谒之难。

　　其实，干谒诗的创作一样有规律可循，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干谒看对象

　　干谒诗的创作原理和求职信完全相同，其目的是向读得到诗的人推销自己。因此，为谁创作诗是非常重要的。白居易的名作之所以受到赏识，因为干谒的对象顾况本身就是不错的大诗人，而且是唐德宗的著作佐郎，相当于今日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属于主抓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的文宣干部。这样的干部提拔人，自然喜欢下笔千言的的角色。相比之下，孟浩然干谒的对象张九龄，虽然也是大诗人，可身为宰相，日理万机，需要的实干能手而非诗人。这和今日中宣部、中信办会对网上的红人大V高度重视，国务院却很少买账一个道理。

　　求官重矜持

　　唐代诗人朱庆余，在应试科举时，于临考前给水部员外郎张籍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就是那首著名的《近试上张水部》。张籍回诗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是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酬朱庆余》)。干谒和酬答之诗，都脍炙人口，但今天的人可能看了摸不着头脑。其实这两首诗字面上的含义都很空泛，朱庆余的诗，是把自己比作刚结婚的新娘子，把张籍比作新娘的丈夫——腐女请注意，此处无基情——核心在一个“问”字;张籍的诗，核心在于“知”字，两诗用意，不言而喻。

　　古代中国人很重视含蓄，诗歌的审美也以含蓄为主。今天某些大V动辄“我是个暖男”之类的风格，是不太适合的。

　　主打正能量

　　无论是面对官员还是皇帝，主打“正能量”都很重要。在这一点上，孟浩然同志的教训值得吸取。这位同志在面对唐玄宗时，居然作诗‘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怜”，这种低沉消极副能量的东西，如何入得了唐朝宣传部的法眼?好在他面对的是唐玄宗，如果倒霉碰见朱元璋或者乾隆皇帝，少不得要删帖焚书杀全家。

　　

     创作有避讳

　　干谒诗的基本原则是“创作有自由，写字有纪律”，思维可以天马行空，落笔一定要三思而行。朱元璋避讳“光”、“则”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但那不过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基本的避讳原则，是不得涉及干谒对象的名字。一定要涉及，必须缺笔，而且缺哪一笔都很有讲究。比如康熙同志名字叫玄烨，无论作诗还是作文，涉及“玄”、“烨”两字必须缺笔，含“玄”偏旁的字也必须缺笔，比如炫、眩等。缺笔时只能缺“玄”字的最后一点。当然，有一个字绝对不能缺笔，就是畜生的畜字，这个字如果缺笔……向毛主席保证，您一定能见到他老人家。

　　意不犯两歧

　　诗歌创作，语句行文总要准确，不可有歧义，这在诗歌创作中叫“不犯两歧”。这方面著名的反面例子大家都听说过，比如“明朝期振羽，一举去清都”、“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都是著名的教训。

　　一般说来，干谒诗总要追求吉祥、美好的意向，一些明显颓丧或带有杀戮色彩的词句典故，在干谒诗时最好不用。比如“鼓角”，意指战鼓和号角，有兵凶之气，古诗用到这个词，意向无不悲凉颓丧，如“参差郭外楼台小，断续风中鼓角残”、“地中鸣鼓角，天上下将军”等等;又比如“鼎革”，虽然有变革的含义，但过去专用来比喻改朝换代，比如清初文人常将明末的那段历史称为“鼎革之变”。

　　看准基本盘

　　干谒如炒股，看准基本盘很重要。诗写得再好，干谒对象政治力量不足，或者后台忽然遭逢变故倒掉，都是诗人的灭顶之灾。这方面的典型就是清代的文人汪景琪，其人少有才名，工诗文，干谒年羹尧的六首干谒诗，措辞雅正，立意得体，比今日的许多干谒诗作者，高不知到哪里去啦，因此能和年羹尧“谈笑风生”。可惜汪同志政治上“too yang too sample”，基本盘没看准，年羹尧很快倒台，汪景琪本人遭逢文字狱被枭首示众，家人被流放，这六首诗也就流传不广。

责任编辑：凌绝岭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qmq/20141028115384_all.html

香港問題——一國兩制到底是什麼關係

鄧小平當年不要「大英百科全書」般的協議，

造就了今天的「香港問題」

中國人終於也要對當代國際政治作出一點原創性貢獻了，這個貢獻就叫做「香港問題」。眾所周知，香港回歸中國後的制度安排叫做「一國兩制」，據說這是鄧小平的原創，古今中外都沒有這樣提法的。可是這一國兩制談不上是對當代國際政治的一種貢獻，因為它留下了一大堆問題，別人是不會照著學的。「一國兩制」貢獻的與其說是一國內不同區域與中央政府關係的新的制度安排，不如說是提出了一個問題，即香港這樣的區域，和中央政府到底是什麼關係。今年的香港「七一」大遊行和中國政府的香港白皮書，香港民間發起的爭普選公投和顯然有中央 及香港官方涉入的「反佔中」簽名遊行，都證明了「一國兩制」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鄧小平布下的局。1984年中英談判香港回歸，英方談判小組的衛奕信回憶：「我們希望制定出猶如大英百科全書般詳盡的協議，但中方想要的，卻是一份兩三頁A4紙大小的文件。」最終簽署的聯合聲明正文，1536個字，恰好兩頁紙。

為什麼鄧小平不要「大英百科全書般」的詳盡協議呢？想必鄧小平是有算計的。國家與區域之間的政治安排，英國這個老牌帝國有豐富的經驗。從中世紀歐洲封建制度，到當代民族國家和主權觀念，英國人在概念和制度方面做出的創新與貢獻是最多的。英國人也善於與時俱進，從當年的日不落帝國到現在的英聯邦，從美利堅的獨立到印度的獨立，到處留下了央格魯薩克遜人的政治遺產。英國人搞政治，就像倫敦的商人做買賣，喜歡談判簽合同，簽下來就可以交易了。將來市場變了，也可以再談再簽合同。即使是戰爭，最後也都要簽協議。「大英百科全書般」的協議是他們的強項。可這一套是中國人不喜歡的。中國人喜歡模糊一點，模糊一點就有了賴的餘地，好話儘管說，把對方忽悠暈了，簽下來以後再賴不遲。這是中國人的強項。鄧小平承諾說五十年不變，就是一句不可兌現的忽悠。他堅持只要兩頁紙的協議，就是堅持要在談判中揚己之長避己之短。

於是，「一國兩制」成了「香港問題」。一國兩制到底是什麼關係，現在是誰也說不服誰，兩頁紙的中英聯合聲明裏沒有答案，香港基本法裏也沒有答案，白皮書和反佔中遊行拿出的是「比肌肉」的邏輯，只有流氓打架才用這個做答案。

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就像半個世紀前中國和西藏的關係一樣，不是「你是我的一部分」能概括，也不是「一國兩制」四個字能回答所有問題的。當初解放軍打下昌都，卻不長驅直入，停下來和西藏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毛澤東一再要手下那些將軍們，進了西藏要「謹慎」，為什麼？因為西藏和後來的香港一樣，本身就是一個國家，而這國家又和中國很不一樣。

就拿香港來說，香港有確定的領土領空領海和邊界，邊界上有關口和海關，中國公民進香港還不如美國公民更便捷。香港有自己的稅收和政府財政，不向中國政府納稅。香港有自己的中央銀行，發行自己的貨幣港元。香港有自己的郵政，使用自己發行的郵票。香港有不同於中國法律的司法體系，使用不同於大陸法系的普通法，有自己的法官，有完全不同於中國司法部的律師體系。香港有自己的市民，頒發自己的身份證件，這一證件在國際上的地位不同於中國護照。香港也向來訪的外國人簽發自己的簽證，也就是說有自己的外交。所以鄧小平堅持解放軍進香港，是有他的考量的。這是一個象徵，否則香港就具備一個國家的所有元素了。

在歷史上，香港和英帝國的關係就是一種宗主關係。等到香港回歸的時候，宗主權的概念過時了，當代政治學中的現成概念是「聯邦制」或「邦聯」，所以英國人希望有「大英百科全書般」的協議來釐清這種關係。如果照這樣的協議來規定，香港就有自己不受干預的「內政」，今天的香港就不會是一個問題。

其實，中國政府不去干涉香港內政，也可以相安無事的。但是中國政府太缺乏「制度自信」了。法輪功能夠在香港合法地活得好好的，就足以讓江澤民半夜做惡夢。沒有「大英百科全書般」的約束，中國政府不可能不對香港做工作，香港人則早晚要面對中央政府的滲透和壓力，起來保衞自己。

香港問題今天仍是一個問題，明天答案是什麼，還在未定之中。

與民為敵者必四面楚歌

周永康問題的要害是權力，而不是金錢

周永康的倒台，全國上下人人稱快。現在大家關心的是，後面的大老虎是哪一個，王岐山要大家耐心，「以後你就慢慢懂」，顯得相當自信。外界的解讀是，打虎還將進行下去，這次一定會除惡務盡，還中國一個清明吏治。

可我琢磨來琢磨去，總覺得這打虎裏面，缺了一點至關緊要的東西。

打虎打到現在，薄熙來、徐才厚、周永康為首的大老虎下面，小老虎已經打了不計其數，都是貪污受賄侵吞國家財產的罪名，也就是說，這是一次肅貪行動，目的是廉政。但是實際上，這大大小小的虎豹豺狼，在十幾二十年裏已經把這個國家搞得矛盾重重危機四伏，黨和政府聲名狼藉，人民對黨離心離德，人心思變，眼看著紅色江山將要變色了，所以「紅二代」們才如此著急，一致推舉習近平下狠手整頓吏治，決不姑息。可是，虎狼們把國家弄成這個樣子，並不是貪了多少個億而把國家弄窮了；人民群眾如此痛恨虎狼，也並不是因為他們包養了多少個女主播而使得農民工娶不上老婆，她們本來就不會是農民工的老婆。國家搞成這樣，貪腐只是其中小小的次要原因。幾個貪官污吏的貪污受賄，是不至於使得國家根基動搖的。那麼，周永康們的要害問題是什麼呢？

周永康們的要害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這些人把手中職權編制成了一個黑手黨，讓「自己人」佔據國家要害部位，形成可以為所欲為的權勢。做到這一點以後，金錢和女主播只是順手牽羊的收獲。所以，周永康佔據政法委，徐才厚在軍中扶植勢力，是比石油、礦山、電信更要害的部位。周永康們問題的要害是權力，而不是金錢。
怎麼才能達到這樣的權勢呢？他們用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用過的方法，用製造出來的敵情來綁架國家和社會。為了要放開手來濫用職權，使得自己手中的權力能快速膨脹，他們需要敵人。出現敵情，他們就能夠從國家和社會攥取更多資源。於是他們用手中的權力來製造敵情，以鎮壓敵人之需來奪取資源，再用資源來培養自己的權勢。權勢越大，越能製造敵情，敵情越大，越能佔用國家資源，資源越多，越能安排自己人，權勢也就越大。

沒有敵人就製造敵人，這是用權力來培養權力以達到權力快速增長的不二法門。
所以，在這些人的操作下，從九十年代末開始，這個國家就變得問題越來越多，而且似乎都可能造成社會動盪，都會顛覆國家似的。「發展是硬道理」漸漸變成了「穩定壓倒一切」，而維穩卻越維越不穩，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國家穩定了，周永康的政法委還能有那麼大的權勢嗎？

這就是1999年要突然鎮壓法輪功的原因。把本來對國家安全並無威脅，也不傷害他人的千百萬練功者打成敵人，鎮壓的工程浩大，虎狼們的權勢就直線上升。此後十幾年，很多事情不合常理。用那麼惡劣的方式來對待區區一個盲人律師，那麼野蠻的拆遷，那麼多的城管和臨時工警察，那麼不講理不講法地對待律師，那麼耀武揚威地對待新疆西藏的群眾，說到底，都是要把敵情逼出來。他們需要「群體事件」，需要時不時地「出事」，需要「不穩定」。如果沒有，他們造也要造出來。

最近的十幾年，周永康們在維穩的旗幟下，以人民為敵，最後達到黑手黨幾乎掌控整個國家要害部門的地步。所以打虎的難度就高了，打不好就把黨的合法性打掉了。當全國百姓心知肚明誰是大老虎而伸著脖子盼老虎倒台的時候，你還只能耐心，「你懂的」，「慢慢會懂的」。

我並不焦急，百姓可以等。我希望的是，打下了大老虎，就把國家還給人民吧，不要與民為敵了。民間練功者，本不是國家的敵人。基督徒不是敵人。上訪者不是敵人。維權農民和律師不是敵人。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的妻子不是敵人。台灣人民不是敵人。香港人民不是敵人。藏人不是敵人。維吾爾族人民不是敵人。將來仍然在台上的人，要謹記周永康虎豹豺狼們的教訓，出來混，早晚要還的：與民為敵者必四面楚歌。

中國離現代政治還有多遠？

我們這一代，除了習總書記他們這些紅二代不算，其他人想想真是很可憐，一輩子都在等，一輩子都在盼。上世紀五十年代就盼「趕英超美」，大饑荒歲月盼著有口飽飯吃，文革開始以為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了，到七十年代中期，我們這些下鄉青年一個個漸漸明白，毛澤東不嚥氣，我們就沒出頭日。我至今還記得，有一年回城過春節，幾個從全國各地回家探親的同學聚在一起，談起沒有工作、沒有收入、沒有前途的知青地位，那種眼前一團漆黑而無可奈何的沮喪，有一位同學說了一句，說到了每個人的心裏：「我在等，不信熬不過他！」這是1975年，第二年，毛澤東去世，一個月內四人幫被抓。一年後，我們這些同學大多終於又進了學校。但是，老百姓總是在等待盼望轉機的命運，並沒有改變。一直到現在，我們又開始等待盼望習總書記鐵腕吏治，肅清腐敗高官，還中國一個清明的政局。

在美國生活，很快發現美國一般老百姓生活中是不怎麼談政治的，談政治的勁頭遠不如談本地的棒球橄欖球。可是他們對政治的參與機會明明比中國人大，四年一大選，中間還有一次中期選舉，為什麼他們不怎麼愛聊政治呢？我試著向他們提問請教，引他們聊政治，卻發現美國人的政治太沒有聊頭了。美國政治中沒有我們中國政治那麼多變幻莫測驚心動魄的情節，沒有那麼多千鈞一發千變萬化的變數，不論大事小事，可能的路徑就那麼幾個，可能的結果都擺在那裏，而且幾乎都不會突變性地影響百姓的生活。即使是肯尼迪總統被暗殺，殺手又立即被刺殺這樣的大事，到現在也沒有水落石出，卻也沒有讓國家混亂。

這就是現代政治制度的運作效果。現代政治的顯著特點是公開化程度較高。在這樣的制度中，沒有多少發揮計謀智慧的空間。當今世界，各國政治制度有所不同，但凡實現了現代政治的國家，都有一些基本的共同點，那就是一定程度的憲政民主、司法獨立、保障人權和公平正義、軍隊國家化，諸如此類，幾成老生常談。就是這些老生常談，凡現代化國家就非搞不可。若拒絕，就不是實行現代政治的國家，必然回到前現代的宮廷政治中去。

當年華國鋒指揮抓捕四人幫，顯然是一次大快人心的政變。四人幫倒台，我們這些走投無路的知青立即領悟，現在快有生路了。鄧小平逼華國鋒下台，卻是平民毫無知覺的宮廷上層運作。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如果華國鋒仍然掌權，會不會有後來的改革開放。如果說，胡耀邦的辭職是中共黨內的鬥爭結果，那麼趙紫陽的下台，顯然又是一次宮廷政變。

由於廢除了終身制，中國人的等待和盼望有了時間表，不必比誰能熬得過誰，熬到老人嚥氣了。記憶猶新的是，中國人對江澤民一代技術官僚上台曾抱有希望，在新世紀到來前才陸續放棄了希望，但是沒有人想到那會是一群老虎吧？然後大家開始盼「胡趙新政」，後來終於徹底失望，於是再等。眼看著薄熙來風頭日勁，幸虧王立軍扭轉了大局。現在我們又開始期望和等待，希望新的領導人這次真的英明，打掉老虎後夢想成真。

可是，習總書記的「中國夢」語焉不詳，提法怪異，讓我有不祥的預感。習總打虎，打的是腐敗，揭出來的無非是天文數字的錢數和匪夷所思的女人數，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呢，卻是滴水不漏。鎮壓法輪功和基督徒、迫害政治異見、冤獄處處、邊疆民族關係緊張、環境與生態災難危機四伏，這些和老虎們權力佈局有關的事情，都不在反腐的範圍之中嗎？習總打虎之後會有大動作糾正這些問題嗎？現在對此抱希望的人，多半又會失望的。

老虎該打，但是習近平打虎同時對憲政與政改的拒絕，說明中國在繼續遠離現代政治，返回到毛澤東的前現代政治中去。當下的習近平時代，比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胡趙改革年代，是遠遠地倒退，倒退到了六十年代文革初的水平。習總書記打虎以後的中國將會怎樣，恐怕只有經歷過文革的人，才能夠想像了。

打光老虎以後會怎樣

官媒宣布了周永康案，人們紛紛相告，習近平打老虎是來真格的了。空氣中都能感覺到大眾的滿足、興奮和期盼。原先人們猜測的是「康師傅能不能泡爛」，現在猜測的是還有沒有下一個更大的老虎，「終極大老虎」會不會露面。讓我們抱著對黨和國家的最良好願望，等待所有的大老虎都被打光、所有的蒼蠅都給拍爛了的一天早日到來。

然後呢？打光了老虎以後的黨和國家是怎樣的？

說一句令人掃興的話，我不看好如此打老虎以後的中國。

我想提一個小問題。習近平反腐，為什麼不用這個國家現成的法律和制度提供的程序：啟動調查、收集證據、檢察起訴、法庭審判？這個問題太幼稚了，全國人民都知道，不走這個程序，是因為提供這一程序的制度失靈了。周永康多年執掌政法委，大大小小的老虎早已經盤踞在這個制度之中，正在法律程序的各個要害地點虎視眈眈，闖到裏頭去還不知道誰打了誰呢。所以習近平反腐只能依靠法外鐵腕，一是中紀委的雙規措施，這來自於文革中的「專案組隔離審查」，只是換個名稱而已；二是中央派出巡視組，其淵源更久遠，欽差大臣加尚方寶劍。這兩大鐵腕措施，都是外掛式的，是「掛」在國家憲法框架之外。換一個習近平最不喜的憲政說法，那其實都是「違憲」的。

「違憲」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如此打老虎實在是迫不得已。有一個顧慮是，國家法律制度規定的程序都有正義、公正和公開的基本要求，黨和國家內部這些老虎和豺狼們的胡作非為卻已經到了黨和國家不能讓百姓知道的地步，知道了就黨將不黨，國將不國了。所以習總打虎是高度藝術性、高度敏感性的高難度任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比當年毛主席打劉主席難度還要高。一句話，必須嚴格可控。所以，只有法外權力好使。法律程序，容易失控，只能是最後的演出。

法外鐵腕要行得通，條件是權力必須高度集中。習近平接班以後，動周永康之前，必須把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裏。習近平是中共總書記，還擔任了國家主席、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及國家與黨的雙重軍事委員會主席，總共四個「主席」，另外還親自擔任了六個「小組組長」。還記得當年炙手可熱的「中央文革小組」嗎？習總書記顯然是喜歡「小組」這種形式的：把權力和職能從制度中抽取出來，高度集中，使之絕對化，不受任何制衡，不向他人負責，從而形成「指哪兒打哪兒」的壓倒性戰鬥力，能保密能戰鬥，說打就打說停就停，要虛就虛要實就實，隨時做出反應，方能克敵制勝。

這種權力配置方式，帶有我黨光榮傳統的鮮明印記。當年毛主席也是做了類似的配置以後，才可能發動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習總書記是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紅衞兵一代，名不虛傳。

不過，習近平有一點條件不及毛澤東。毛澤東掌握的是打江山的一代，殺人如麻則控制輿論易如反掌，而習總書記是坐江山的一代，偏偏又遇上了互聯網時代，要做到輿論一律就不那麼容易了。習打老虎，為了有效掌控，不想讓老百姓說三道四，妨礙「小組」們的戰鬥，先來個七不講，再抓捕浦志強，明明白白傳達的信息就是，打老虎是為了紅色江山不變色，這是紅後代們的責任。老虎是要打的，制度卻不會改變。

讓我們懷著最良好的願望，期盼習總書記把盤踞在黨和國家內的大大小小的老虎都清除掉，迎接一個沒有虎豹豺狼的紅色江山。我擔心的是，以後呢？如果還是原來的制度，怎麼能保證新的周永康不出現？即使紅二代們親自坐江山，果真能讓江山紅彤彤，可是紅三代、紅四代，紅N代，憑什麼就那麼有把握他們不會是周永康這樣的老虎了呢？

江澤民留下的負資產

將來人們盤點歷屆中國領導人留下的政治遺產，江澤民的資產負債表一定是最糟糕的。近日終於公開的周永康，算起來只是江澤民巨額政治負資產裏的一小筆，大頭還在後面。當下最高領導接手的江澤民政治負資產是如此龐大， 盤根錯節，幾乎遮住了這龐大負資產的啟動項目：鎮壓法輪功。

眾所周知，江澤民是靠運氣當上總書記的。他一開始給人的印像是特別在意自身形象，會在國際場合掏出梳子梳頭髮，在美國人面前用英語背誦林肯演講，十足一個揚州才子。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讓他明白過來，只要鄧活著，不要想有大動作。1997年鄧小平去世，江澤民真正當上第一把手了，就在1999年那異常悶熱的夏天拿出了第一個大動作，突然鎮壓法輪功。

如此鎮壓法輪功，鄧小平在是不會幹的。江澤民要幹，卻很自然。對江澤民這樣留蘇學生一代來說，知識結構和世界認知有致命的缺陷，不要說法輪功，世界上什麼宗教信仰對他們來說不是邪教異說？江澤民的問題是，他竟看不到，為什麼朱鎔基就不同意如此鎮壓法輪功？我不願說那個時候的江澤民就很壞，但我可以說那個時候的江澤民絕對是很蠢。

江澤民決定鎮壓法輪功，幹了三個月，終於明白這樣搞運動沒有法律依據，於是安排當年十月份的全國人大通過了關於邪教的法律。這就更是低智商了，這不等於不打自招，承認三個月前發動的鎮壓是沒有法律依據而違憲的了？

我相信，最遲在1999年的十月份，江澤民就明白鎮壓法輪功是一步臭棋，這下麻煩了。可是，中共的制度決定了，你知道錯了你也不能承認，這個制度沒有設計糾錯機制，而江澤民的智力和勇氣都不足以從自己開始，通過政治改革來改進這個制度。

於是，鎮壓法輪功就以更大的規模、更殘酷的強度進行下去。中共執政後不久，曾經成功地「鎮壓反動道會門」，一貫道等民間信仰被徹底掃除。可是，時代不同了。法輪功在歐美、台灣、甚至香港都成功地紮下根來，活動搞得有聲有色，人才濟濟，可謂蒸蒸日上。這使得中國宣傳部門對法輪功的污名化不攻自破。而法輪功則以全球一致的反共反江澤民，拉開了持久戰的架勢。

與此同時，和江澤民同代的其他領導人，以及後來胡溫一代最高領導，都和鎮壓法輪功拉開距離，明擺著的預測是，法輪功作為全球有組織的大眾信仰，在你可以想像的未來，都不會消亡，而人的自然生命卻是有限的，不可能萬萬歲。江澤民和法輪功的對峙，江澤民熬不過法輪功，全盤皆輸已成定局。法輪功是早晚要平反的。

江澤民能夠指望的，是有生之年活著的時候不要給活活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怎麼才能使得後來人不挖你的祖墳？有兩個辦法。一是北朝鮮的辦法，親生兒子天然可靠，但這個辦法讓鄧小平給廢了。另外一個辦法就是周密地四處安排忠實於自己的人。

可是怎樣才能讓這些人永遠忠實於自己而不在自己下台後投靠新主呢？從底層提拔他們，給他們高官厚祿，讓他們「先富起來」，讓他們感恩戴德，在他們出事的時候保護他們，如此等等，都只是表面，都還不能保證這種人以後見勢不妙而背叛。真正讓他們死心塌地的辦法是：一起做壞事，而且是做那種在道德上明明知道是最壞最見不得人的壞事。一起做過好事，並不能保證永遠是一條戰壕裏的戰友，一起做過了壞事，那才是真正鐵的鐵哥們了。梁山排位，准入門檻是都得殺過人。上海的法官，要集體去嫖娼。都是出於同一個道理。而北朝鮮的經驗也有用，周永康案是個典型，一壞就壞一家。
江澤民要把鎮壓法輪功做到底，政法委成為重災區就是必然的。當將來人們盤點清楚江澤民留下政治負資產的時候，一定會發現，江澤民在位的時候提拔和安排的自己人，都幹過壞得異乎尋常的壞事。他們鎮壓法輪功、壓制政治異端、侵吞國家財產，明明白白不道德的壞事，他們竟幹得那麼放肆，那麼過分。

如此龐大的政治負資產，「早晚總是要還的」。你看看7月20日全球法輪功紀念遭受鎮壓15周年的大遊行，就會明白了。

鄧小平的政治遺產

 古今中外，除了君主制和民主制，統治者都有接班危機。中國人傳說中，古代聖賢有「禪讓」的美德，有舉賢薦能的高尚聰明做法，可那多半是餓著肚子夢見 吃大餅子，缺什麼就說什麼。到毛澤東時代末期，全國人民終於都看到了，原來交接班是那麼困難、那麼危險的一件事，毛澤東幾乎整死了所有他親手挑選的接班 人，直到最後一個他來不及「考驗」的人。鄧小平看到了這一點，他顯然認定，毛澤東搞文革，是出於接班焦慮，到了他手裏，他必須改轅易轍，避免交班危機。

有一種流行很廣的看法，認為鄧小平留給後世的遺產是改革開放，我認為這算不了鄧小平的功勞成績。毛澤東之後的中國，誰上來都得搞改革開放了，計劃經濟的失敗是再也遮蓋不了的事實，而引進外國資本和技術必然會走上開放的道路。如果林彪接了毛澤東的班，改革開放得更快也說不定。鄧小平留給後世的遺產，一是白貓黑貓的實用主義哲學，二是他實實在在想解決共產黨的接班危機。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就開始了「從長計議」的梯隊建設，有所謂第三梯隊、第四梯隊的說法。可是等到他親手結束了接連兩位總書記政治生命的時候，他大概看到自己也陷進了毛澤東晚年的接班危機。於是，他欽定了下一個總書記，還欽定了這個總書記的接班人，所謂隔代欽定。一下子準備了兩代接班人，他還留下了最高層過幾年就要換屆交接班的新規矩。

鄧小平欽定的兩代接班人，如期交接，中國有二十年時間沒有出現毛澤東時代不斷的「路線鬥爭」，高層政治太平無事，權力在共產黨內同志們之間和平轉手。海內外都出現了一種樂觀論斷，說中國共產黨人終於找到了政治交接班的「中國模式」，那就是定期替換新鮮血液，梯隊在起作用。誰說中國人沒有創新能力？誰說沒有民主就必定有接班危機？誰說不搞民主制度就只能走向朝鮮式的世襲？中國共產黨就能為時代開創一種集體交接班制度。

這種樂觀和自信，十年前就出現了，那時候鄧小平欽定的兩代接班人還沒用盡，如此樂觀顯然是早了一點。等到薄熙來事件出現，肥皂泡瞬間破滅。鄧小平留下的政治遺產，並沒有解決接班危機。

憑鄧小平的精明，他不會看不出，欽定兩代只解決了兩代時間的接班問題，兩代以後，危機依然。他自然也知道，為什麼英美德法所有的民主體制都不愁接班問題，連台灣在轉型後也不愁接班問題，區別只是制度兩字而已。一勞永逸地解決接班危機，必須依靠制度，只能依靠制度，而制度是需要在改革過程中建設起來 的。鄧小平沒有這樣做，他只想保證兩代班子太平就算了，但是他顯然沒有料到，他留下的兩代接班人，短短二十年裏腐敗至此。而後來的接班人，不管是誰，都難免腐敗，每次交接班，仍難免一場惡鬥。

眼下，交接班的鬥爭仍在進行。等這一輪停當了，你就可以等著下一次交接班了，接班危機是必然的。中國的政治，也許就在這一次一次的危機中得以改變，也可能是在某一次危機中遭遇災難性的後果，只是苦了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