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政治課從悲劇到鬧劇

今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隨後教育部長袁貴仁在學習這份文件的會議上表示，不能讓西方價值觀念和教材進入大學課堂，並提出了三個「決不允許」：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上出現；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瀉怒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

這樣的報道已沒有新聞性了。早在2013年，中國大學就收到了「七不講」的明確指示，不許講普世價值、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和司法獨立。可是這份指示從誕生之日起就那麼心虛，既要全國教師執行，又不能大大方方地宣布，竟被列為國家機密，最近遭定罪判刑的著名記者高瑜，據檢察官指控，就是把這七不講洩露給了境外。

高校政治思想工作要這樣偷偷摸摸而強硬地進行，已經有點鬧劇的味道了。

有點歷史感的人都聽說過西諺的一種說法：世界上有些事情是不會完整重複的，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就是鬧劇了。中國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共政治統治中「重中之重」的一塊陣地，而我的一代人，剛好經歷了那作為悲劇的高校政治思想氛圍，以及這一悲劇的終結。

大學這種形式，是從西方copy進來的，絕非延安所能發明，但是中共從第一天開始就有不同的辦學目的和理念。中共執政後不久的「院系調整」，就是要落實中共自己的辦大學目的，辦大學是為了培養中共革命所需要的「永不生鏽的螺絲釘」，而為了永不生鏽，大學就一定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除了黨團組織、政治輔導員等一系列組織措施外，大學生一律要開政治課。

大學三大政治課，馬列哲學、政治經濟學和中共黨史，是所有大學生的必修課，份量相當重。那個時候，除了有志於在中共的政治幹部仕途上發展的鳳毛麟角戚戚小人以外，有誰不是在心底裏暗暗痛恨這三門課的？

這三門課帶有中共統治的特點，有一系列教條所組成，這些教條號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宇宙真理，能夠解釋一切自然現像和社會現像，卻是不允許質疑的，你只能全盤照收，全文照背，不允許思考，不允許反對。這是對人類智力的侮辱。從馬克思主義的晦澀哲學，到列寧主義的暴力，再到模仿斯大林版聯共黨史的中共黨史，這些教條本來就古怪而不自然，絕對地缺乏美感，再加上大量的背誦，強迫性的考試，高校政治課怎不令人痛恨厭惡之極？

於是，政治課缺席逃課成為大學生最可理解最得到同情的事情，維護出席率的唯一辦法是每課點名，缺課扣分乃至不及格。這種措施帶有象徵性，說明這種強姦人類智力和思想尊嚴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在政治強權的暴力配合下才可能實行。如果完全自願，政治課上將無一人出席，除非得了神經病。

我所經歷的大學時代，政治課屬於學生對時間的「廢物利用」，既然不得不上，那就利用這時間做點對自己有意義的事。帶一本小說雜誌消遣，也算一種休息；帶一張外語生詞表，兩節課下來記住二十個單詞，算是一種用功。利用政治課的時間給女同學寫情書，算是給政治染上一點浪漫色彩。我在政治課上曾經對著講台上辛苦講解兩個小時而台下無一人聽的老師滿懷同情地想，此生即使是餓死，即使是要飯，無論幹什麼，絕不做政治教師。那太難堪了。教師辛辛苦苦，專門要把學生弄成只能規規矩矩背誦標準答案的白痴和奴才，那是真正的悲劇。

我這一代所謂七七級大學生，有幸見證了這種政治課悲劇的終結。那是七十年代末，政治課剛好教到了中共黨史。共產黨的十次路線鬥爭原來是要背出來的，第幾次發生在哪一年，是反對什麼人的左傾還是右傾錯誤路線，那是要考的。相信那個時代過來的大學生還記得背這十次路線鬥爭是多麼痛苦的事情，對我來說，除了難背，還有一種擺脫不了的受侮辱的感覺。

那時候特別的是，冤假錯案正在大量平反，平反的時間順序是從近到遠往上倒推，先平反的是文革中打倒的劉少奇。人是有思想的。往上倒推平反了兩三個，大學生們就自動地繼續往前推，有些我們知道明天黨中央就有可能宣布平反，比如彭德懷，有些則知道來日方長，得遙遠的將來才會平反，如高崗、饒漱石。大學政治課老師比較特殊，不歸教務處，而歸校黨委。我們的政治老師就是校黨委委員，是一個極有組織紀律性的老黨員。同學們在課堂上發難了，請講講彭德懷吧。政治老師明知這一冤案即將平反，可是她不敢不按照教材講，這是政治課的規矩。於是政治課上出現了少見的沉默，老師說也不好，不說也不好，最後只能王顧左右而言他，學生則興高采烈，幸災樂禍，這不是對老師的報復，而是對政治課強姦智力的報復。

我原以為，從那時起，中國高校政治課對大學生的悲劇性折磨，已經結束了。

沒想到，我錯了。後來我才知道，如今中國大學，政治課依舊，不僅有傳統的三大課，還新增了新發展的內容，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三個自信，習近平的中國崛起夢，都是要背要考的。

不僅如此，如今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通知和七不講的禁令，如此這般地強化思想控制，無疑是要恢復當年的秩序。

和當年一樣，這種強化工作只有在高壓和暴力之下才可能奏效，它必須殺雞才能儆猴，而且將一而再、再而三地殺很多，同時，它會配合招降納叛，獎勵小人以誘惑青年。時不時地出現大學生到公安局或黨委去密告自己的老師，就是這種思想政治工作結出來的奇葩。

可是，時代不同了，如今是互聯網的時代，是有市場經濟的時代，是全球交流的時代。毛澤東輕而易舉做成的事情，如今可沒那麼容易了。第一次是悲劇，這一次，多半會是一場鬧劇。可如果萬一做成了，那麼，諸位，你們該認真地為自己的孩子捏一把汗了。

殘疾不堪的中國司法

中國司法不僅殘缺、有病，而且是有道德問題的。

寫下這個題目，我得解釋一下，將中國司法稱之為殘疾不堪，決沒有將其比擬為殘障人士的意思，因為殘障人士只是因種種原因而在能力方面遭遇挑戰，並無道德上的缺失，能力的限制並不失尊嚴，而中國司法不僅殘缺、有病，而且是有道德問題的。

11月24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對著名記者高瑜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上訴案作出判決，改判為有期徒刑五年。這一判決不出人們意料，因為高瑜一案已經引起全世界人權界和法律界的高度重視，各方人士已經把這個案子梳理了無數遍。這個案子的判決結果，事實上已經無關高瑜是否真正有罪。各國法律條文或許有所不同，但是法律正義的基本標準是一致的，程序正義的原則是一致的。只要法庭奉行人的基本憲法權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你就不能判高瑜有罪。在全世界信奉法治的人們心中，高瑜無罪是確定無疑的。這個案子的判決結果只是對中國司法的一場考試，看中國司法是否獨立，中國的法庭是否堅持法律之尊嚴，中國的法官是否以法之公正與正義為最高原則。判決結果不出意外：中國司法殘疾不堪。

外界早就料到，欲判處高瑜有罪，無論是法條方面還是證據方面，都是非常困難的，就此將七十多歲的著名記者關在監獄裡，更會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和抗議。高瑜案原本是要殺雞儆猴，警戒再有人把中共「做得而說不得」的壞事醜事弄到國際上去。可是一旦全世界都在關切這個案子，都在細細考察法庭上的指控和證據的時候，當局就知道麻煩了，這不是把一個老年女人關起來就能太平無事的了。高瑜一案成為當局的一個燙手山芋。

可是，中共有一種偉光正哲學，它認為它認錯的一刻就是統治垮台的一天，所以幾十年來一直做錯事，但是從來不會當場認錯的，一次也沒有過。高瑜一案，一審判決有罪，上訴後若改判無罪，這在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會是很平常的事情，否則法律要建立上訴程序幹什麼。但是在中國法庭上，高瑜一案卻不可能改判無罪，因為這涉及「七不講」主事者的面子。大大不能錯，高瑜必須有罪。可是怎麼過全世界輿論這一關呢？

那就得設法讓高瑜自己認罪，判了有罪而不關。這方面中共積幾十年整人之經驗，有的是辦法。上一次讓高瑜在電視上公開認罪，用的辦法是整她兒子。這一次是讓她當庭認罪而換取「監外執行」。新華社當晚報道，「經高瑜本人申請，根據醫院證明文件，高瑜確係患有嚴重疾病，決定准予監外執行」。又是本人申請，又是醫院文件，然而一個「確」字就洩露了法庭極力想掩蓋的天機，此地無銀三百兩也。當局要的是不失面子地堵住輿論的譴責：高瑜自己都認罪了，你們還能說她無罪嗎？

這是國家強權用酷獄和苦刑為威脅和要挾來羞辱一個公民，來逼迫一個老婦低頭。中國的法庭竟成為這樣做的工具和打手，中國司法早已喪失功能和廉恥，有何尊嚴可言？總有一天，中國的法律教科書將用此案證明，此案判決羞辱的不是高瑜，而是殘疾不堪的法庭，是那些道德缺失的法官們。

更有甚者，11月27日，廣州天河法院對維權人士郭飛雄一案作出判決，法庭竟對郭飛雄臨時增加了一項「尋釁滋事」罪而重判六年。辯護律師聞之極為憤怒，稱這是對程序正義的嚴重踐踏，是人類司法史上的奇葩。

我真的想像不出，天河法院的法官們是什麼學校的體育系培養出來的。你能想像球場上無良裁判吹黑哨，但是沒人能想像裁判在最後一分鐘抬腳往球門裡踢進一個球然後宣布對方勝利。可是天河法院的法官竟這樣做了。據介紹，中國最高法院的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241條有一款規定，法院審查以後認為起訴的事實清楚但罪名不一樣的可以改變罪名。顯然作出這個解釋的最高院大法官也是體育系培養的，他難道連「不訴不審」的司法原則也不懂？法院可以根據事實改變罪名，那還要檢察官干什麼？而天河法院的法官竟增判罪名，難道天河法院的法官仍然是退伍軍人所組成。這樣的判例，全世界僅此一例。

如果這事發生在美國（雖然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辯護律師一定暗暗高興，因為法官犯下如此愚蠢的低級錯誤將會遭到彈劾，法官不僅將失去職位，還將被律師協會取消資格，此案將因政府腐蝕司法，聯手迫害平民而在上訴庭被下令撤銷。

高瑜案和郭飛雄案都是中國司法殘疾不堪的表現，典型地顯示出中國司法制度的重大缺陷。

第一個缺陷是法律從業人士專業性的保障。在西方法治國家，「律師」是一種專業，一種profession，而不是一種工作，不是一個job。所有的法律從業人員，包括法官、檢察官和辯護代理人，都是同一個律師專業訓練出來的，他們的能力和資格都由律師這個專業的同仁們的行業協會即律師協會來認證，頒發許可證。中國社會上所謂律師，西方稱之為法律代理人（attorney at law ），這才是一個職業。律師協會的同行們，從事不同的涉及法律的職業，有法官、檢察官、政治家、法律代理人等等，但是都出自同樣的法律教育，都實行同樣的法律規則，都用同一專業標準來鑑定一個人的水平。這就像球場上的兩隊球員和裁判員，都受制於同一部比賽規則一樣。

中國的律師資格由司法部和各地司法局認證管理，而司法部和司法局是政府的一個行政部門，由此律師受制於政府，再加上司法不獨立，政府成為籠罩在律師頭上的強大勢力。在這樣的結構下，律師再怎樣努力，也無法制衡政府。政府沒有同樣實力的力量約束，冤獄不可避免。

第二個致命殘疾是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司法體系的結構不能促進司法本身的改善，一審二審穿同一條褲子，同義反復。法律規定給不服判決的一方上訴權，上訴法庭就應該注重審查下級法庭在審理過程中是否有所缺失，以避免正義和公正的失落，並且藉此改進和提高下級法庭的水平。比如在美國，不論聯邦司法系統還是州司法系統，上訴法院注重於審查審判法庭是否有程序性的缺失，也就是審查裁判是否有吹黑哨、吹錯哨的可能；而最高法院通常是審查法律和程序本身是否合憲，如果認定其違憲就可以作出廢除此法律的裁定。中國的司法體系沒有這樣的自制和自我完善功能，高瑜一案就是一個例子。

中國司法的殘疾是先天的，最根本的缺失是公檢法都受政法委領導，公檢法實質上不分家。在周永康們的腦子裡，馬克思主義的司法觀，「法律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是五六十年代受教育成長起來的人所養成的童子功，可謂根深蒂固。周永康和大大都是這個時代的人。他們實在是捨不得這一條，所以他們堅決反對司法獨立，而且還要把他們反對司法獨立這一婦孺皆知的事實列為國家機密。

習近平何妨見見達賴喇嘛

馬習會，在爭取中華民國以對等的具備

合法性的國家地位和大陸對話方面走出了難得的一步

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在新加坡會面，握手言歡了，這個消息引起了全球華人的興奮議論。在會面之前，相比之下馬英九比習近平更激動，因為這樣的會面對於習近平來說，只是一個願不願意去的問題，過去幾十年裏，大陸的國家主席只要願意去見台灣的總統，可以說分分鐘都能見成，習近平是主動的一方。而對於馬英九來說，多年來忍辱負重，中華民國的國號到哪兒都讓大陸政府一陣抗議打下來，大陸一向的態度是不承認你的資格。現在，馬英九好不容易以「先生」之平等地位見「先生」，終於打破了大陸幾十年來在台灣的國家官員和政府機構上打引號示「偽」的慣例，不管怎麼說都是一個大進展，雖然這個進展是被動地等來的。

過去二十多年，台灣問題是大陸黨和政府最高領導的重中之重，第一把手親自抓，社會層面連議論都是不允許的。但是從選舉之前打導彈，到服貿協議引出太陽花運動，大陸的台灣政策，幾乎步步是臭棋。臭就臭在，當全世界都為台灣的民主化進程而感到敬佩的時候，大陸視而不見，竟用了好多年也無法理解現在的台灣是一個民主政體，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必須聯繫民意，和大陸的極權獨裁政權不一樣，民意不可欺。大陸所有的媒體出版物，只要形成文字的東西，無論何時何地，提到台灣的國家機構如立法院、行政院和法院，提到Taiwan的領導人如總統和立法院長，都必須打上引號。馬英九做台北市長的時候，頭銜上還可以免打引號，意思是你這個市長說起來也可以是「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市長嘛。當了總統，就沒有一次是不打引號的。打了引號，你就是個「偽總統」。現在好了，兩位「先生」就是「先生」，引號要打一起打，要不打都不打。這不能不說是大陸方面的一個重大態度轉變。

馬習會這樣一件大事，在馬英九一方很簡單，很好理解，這在爭取中華民國以對等的具備合法性的國家地位和大陸對話方面走出了難得的一步。這一步有多大，現在還很難說。美國政府的說法，還需要觀察。對中共的任何人期望過高，是一定會失望的。

由此事也可見，大陸專制體制下的事情，說好辦也好辦。台灣問題上這一突破，也就是那麼幾個人靈機一動，取得一致，來一個轉變，事情就能成。特別是眼下，大陸的內政外交幾乎沒有一件事情「看上去很美」，所有重大問題都積累起來，壞到了谷底。外交上已經沒有一個朋友，大國堵著你，小國防著你。這種壞到底的狀態，就像文革結束時一樣，危機就是機會，要轉好也容易，就是先改變自己的態度，不要那麼固執，不要那麼蠻橫，多點常人之心就可以打開局面。

如果這條路能繼續走下去，那麼，除了Taiwan以外，中國大陸還有兩個著名的難T：Tibet和Tiananmen，西藏和天安門，說難也不難，只需要習近平「先生」轉變一下態度和思路就可以。見見達賴喇嘛，見見天安門母親們，做起來比見馬英九先生更容易。

大陸政府及其一眾涉藏官員，多年來固執地把達賴喇嘛稱為藏獨分子和分裂主義者，甚至說達賴喇嘛是要在西藏恢復舊的農奴制度。這種說法，除了對內宣傳作用以外，恐怕連他們自己都不會相信，只是向全世界顯示中國在政治上的落後和愚昧。達賴喇嘛流亡半個多世紀期間，在流亡藏人社會推行民主，其成就有目共睹。達賴喇嘛早就宣布放棄西藏獨立的訴求，主張「中間道路」，即不要求獨立也不放棄自治的方針。達賴喇嘛多年來宣講以慈悲和利他為核心的佛教哲學，堅持非暴力訴求。從2011年起，達賴喇嘛正式政治退休，把政治權力交給了民選的政治機構，開創了政教分離和社會世俗化的道路。這一切，全世界都看到了，所以達賴喇嘛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美國國會的金質獎章，美國費城的自由獎章等等無數獎項。達賴喇嘛每年都訪問歐美幾次，美國歷屆總統不顧大陸政府的抗議，每過一兩年就會見達賴喇嘛一次，因為人心所向，民主政府的領袖是不能不順應的。

達賴喇嘛是怎樣的一個人，照常人猜想，中共的最高領導內心應該是知道的。當年達賴喇嘛和中共的很多第一代領導人交往過，其中習仲勛就給達賴喇嘛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報道說，2002年5月，習仲勛臨終前曾希望見達賴喇嘛最後一面，可惜未能如願。趙紫陽晚年在軟禁中讀經，曾托關係向達賴喇嘛傳話，希望達賴喇嘛在他身後為他念經。在中國境內，有無數的中共幹部悄悄地攜帶著經過達賴喇嘛加持祝福過的念珠或佛教吉祥物。

眾所周知，中國的西部邊疆危機重重，人權問題是這些危機的根源。而以往歷屆政府和官員，已經把所有的牌出盡，西藏新疆的局勢仍然是越來越緊張。事實證明，階級鬥爭的理論是災難之源，維穩的一套不work。西藏問題難辦嗎？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主張在那兒放了幾十年沒改變，西藏問題一點不難辦，只需要中國政府的「先生們」變變態度，變變思路，變變理念，順應世界潮流改變自己的政策。習近平和馬英九，兩位「先生」見一面何其容易。那麼，習近平何妨見見達賴喇嘛呢？

東網：http://goo.gl/2om14N

黨不要包辦生育

改變一胎化國策，用的還是決定一胎化的決策過程，黨指揮槍。

剛剛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出乎人們意料地在公報中宣佈「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將終結實行了幾十年的一對夫婦只准生一個的「國策」。新的計劃生育「國策」將影響全國數以億計的家庭，決定今後幾代人的人生。人們對此舉的反應，可以說是「悲喜交加」。一時間，過去幾十年裏，野蠻強行一胎化而發生的種種慘烈的非人道情狀，都在人們記憶裏重新浮現。現在突然又允許生第二胎了，那些當初被計生辦活捉去強行打下第二胎而現在已經過了生育年齡的女人，該是何等的無奈和悲傷。網上對中共全會作此決定的最精彩評論是：黨指揮槍。我對這一決定本身沒有評論，我想問的是，爲什麼是由「黨」來指揮「槍」？中國的計劃生育國策，是天底下最不可思議的怪事，幾個老人，都已經過了更年期好多年了，卻毫不含糊地指揮數億青壯男女臥室裏的事情，憑什麼？就憑你是黨嗎？你指揮錯了咋辦？

計劃生育這樣的事情，並不是不可以做。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告訴我們，古代人類就知道避孕，有避孕器具。舊時農村就常有老婦指導年輕人避孕甚至墮胎。事實上，幾乎每個家庭和每個有可能生育的人，對於自己什麼時候生育，什麼時候避免生育，都會有自己的考量和籌劃。所以，對於家庭和個人，計劃生育是有利於生活和教養下第一代的，有計劃考慮比沒有好。所以，對於社會和國家來說，出於控制人口增長的計劃生育，是可以通過所有人的認同而自然而然地進行的。「槍」不需要由誰來指揮。政府能夠做的是提供百姓需要的服務。

問題就出在，中共的領袖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這樣的思路，他們打下了江山，就認爲他們能夠做到想做的一切，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他們在自然面前沒有起碼的謙卑和疑懼，他們對人、對人性、人的尊嚴和人的生命缺乏應有的尊重。他們搞計劃經濟，以爲計劃了就能搞出來，經濟就上去了。同樣的思路，他們用來對待一個人們的生育。當初的一胎化政策，就是毛澤東、陳雲等垂垂老矣的老人們「想」出來的。那是多麼簡單而「任性」的思路：人口多了，就下令少生。黨就是要指揮槍，「打下來，墮下來，就是不準生出來」。黨一聲令下，全國建立起龐大的計生隊伍，逐漸以超生罰款形成巨大的利益鏈和利益集團，做出了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殘酷的反人道的事情。這就是一胎化國策的實際情況。

這樣任性的缺乏正當程序的國策，出現偏差的機率幾乎是百分之百。一個幾億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人口數量和年齡結構的變化是緩慢然而穩定的過程，因爲那是幾億育齡人口分散的個人行爲疊加起來的集體效應。其實，在有了電腦的時代，人口數量和結構隨着生育率的未來變化狀態是可以相當準確地模擬和預測的。中國所強制實行的一胎化國策，是人類歷史上從沒有過的，即使沒有電腦的模擬和計算，光憑邏輯推理，也應該能理解，只需一代人的時間，一胎化就會出大問題。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公佈《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這封信是中共辦事的典型風格，簡單、任性而愚蠢。但是，就在八十年代，一些有責任感的學者就提出，一胎化必然後患無窮。他們在全國性的學術會議上提出，需要調研、要試點，要開展有關生育的科普和教育，要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逐漸改變傳統觀念，在這樣的基礎上逐步地建立起得到全國人民認同的全方位的人口政策。但是，黨最討厭的就是下面非議中央已經決定了的大政方針。這樣理性的聲音從沒有得到上面理性的迴應，而龐大的計生隊伍卻轟轟烈烈地建立起來了。

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人口老齡化逼到了整個社會面前，一胎化造成的全面危機就要來了，這才想到，一胎化的國策本身就是不可能長期實行的，除非這個人類群體想自殺消亡。可是，這個道理不是現在才出現，早幹什麼去了？中央是什麼時候意識到一胎化的問題的？經過了什麼研究，得出了什麼結論，有哪些可行的改變，通過怎樣的程序，來決定改變人口政策？

這些都沒有。改變一胎化國策，用的還是決定一胎化的決策過程，黨指揮槍。黨開一次中央全會，出席會議的一共255個人，就把一個大國十幾億人今後生孩子的政策定下來了。憑什麼由你們255個人來決定這個國策？拜託了，幫幫忙，你們以後做事情也走走程序好不好？國家的事情，走走國家的法定程序，多議議，公開投票表決一下，讓老百姓知道你們是怎麼決策的，以後要問責也有個依據。人民的事情，讓人民也有個發言的機會。黨不要包辦，總書記不要包辦，特別是生育和人口這樣的事情，黨再英明再偉大正確，也包辦不了的。

東網：http://goo.gl/wV8pfz

習總書記現在讀什麼

當今的政治人物想要掌握世界就要讀網。

現在我們都知道了，習總書記從青少年時代起就是一個愛讀書的人。像大多數愛讀書的人一樣，習總書記喜歡跟人談讀書，特別喜歡和外國人談讀書。在著名的習總書記文藝座談會上，習總書記一口氣報了很多西方經典文學名著的人名，在出訪英美的時候，他也不忘記告訴那些外國政要，西方經典我都讀過，而且很喜歡。在訪英的時候，他把以前不慎的一個漏洞補上了，一串經典人名後面加了一句，「當然還有馬克思、恩格斯」。我很好奇的是，他年輕時候讀過列寧和斯大林嗎？讀過毛澤東嗎？既然說了「馬恩」，為什麼不在英國女皇陛下面前也說一下「列斯毛」呢？

習總書記背書單，網友們議論紛紛。不管你信不信習總書記是否真的讀過，讀得深不深，讀進去了多少，有一點是肯定的，習總書記想藉此向國際友人證明，西方價值觀我是從年輕時候就熟知的，雖然是當年插隊在西北山溝裏讀的西方經典，但這更證明我立足山溝胸懷世界，不要把我當土包子。

習總書記背書單的苦心孤詣，英美那些老奸巨猾的政客和皇家貴族是不是認同，他們不說，我們暫時還不知道。但習總書記要是以為讀過那些經典就能證明我不土，那就說明習總書記仍然還相當地土。習總書記應該知道的是，雖然這些西方經典背起人名書名來挺洋洋大觀了，但那畢竟是經過篩選而翻譯成中文的。感謝當年老一輩翻譯家和出版家，這些經典確實是精華中的精華的一部分，而且翻譯質量、編輯水平絕非今日的大量快餐式翻譯可比，但是，（重要的是但是），當年的翻譯和出版是有篩選標準的，而這種篩選標準沒有別的來源，只能模仿斯大林的蘇聯。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樣，對待西方思想和文學藝術，古典的東西是可以的，新的現代的創作就是腐朽的、罪惡的。希特勒曾經是一個愛繪畫的藝術青年，對他來說，西方古典繪畫藝術是美的，但是新的藝術流派，從印像派到抽象派、現代繪畫等等，則都是猶太人的陰謀和墮落，都應該被消滅。蘇聯對待西方經典的區別標準和希特勒如出一轍，古典的可以，新的不行。而輪到中共，則只能有樣學樣，因為他們剛從山溝裏出來，根本還沒有能力辨別西方的東西，他們又絕不願意讓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來作主。對待西方文化，他們只能聽斯大林的。

今天的人們可能都不再記得，當年，就是習總書記說他讀了那麼多西方經典的時代，我們數億中國人能夠接觸到的西方文化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是有明顯偏向的。舉個例子說，聽西方音樂，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經典是可以的，但是那個時候世界上最流行的爵士、搖滾、新時代音樂，那就是資產階級腐朽意識形態的產物，不僅是被禁止的，而且是要批判的。

所以，即使習總書記真的讀過了那一系列的經典著作，那只能證明，習總書記對西方文明的政治思想和文學藝術即使不是一無所知，也不過是「吃偏食」長大的，虛胖而並不健康。所以你看那些外國政要，從英國女皇陛下到美國生意人，聽了習總書記的一串書單，沒有一個人捧場說，哇，總書記好有書卷氣啊，怪不得那麼知識淵博。也沒有一個人出來呼應，說這些書我也愛讀，我也讀過。照理說習總書記就希望有這個效果，值此關鍵時刻，誰出來捧一下場，定能得到習總書記口袋裏更大的訂單。可是，對這些外國政要和商人來說，出來捧這個書場，實在是太丟人了。

由此，我的判斷是，習總書記現在不怎麼讀書，可以說他對當代西方政治和社會思潮的重要著作，差不多是一無所知。在出訪的場合背那麼多古典書名人名，不僅顯得勉強，而且暴露了思想的陳舊。而思想陳舊對於當代一個國家領導人來說，是最要不得的缺陷。

於是，我又想到了另一個問題：習總書記現在讀網嗎？

我敢肯定，奧巴馬是讀網的，喜萊莉·克林頓是讀網的，英國女皇陛下是否上網讀網我不敢肯定，但是那些王子王妃們是肯定上網讀網的。習總書記呢？他要是上網，大概用不著翻牆吧？如果不用翻牆，網上有那麼多無版權限制的著作，美國名校有那麼多免費的課程，政治的、經濟的、科學的、文學的，習總書記那麼好讀書好學，他即使上網讀過其中萬分之一的目錄，也就不會那麼自信地在女皇陛下面前背書單了。

因此，我的判斷是，習總書記不上網，他只批閱文件。

所以，習總書記一定不知道，最近文化部開通官方微博，意在國家文化主管部門和人民群眾有一個溝通渠道，卻立即引起網友們的一片罵聲。這罵聲是如此壯觀，負面評論數迅速達到十幾萬。文化部不得不動用人力刪掉評論，網友們的負面評論卻晝夜不停，繼續上升到十幾萬，幾十萬。

為什麼？這是一個太簡單的問題，只要去讀讀那些評論的千分之一、萬分之一，你就知道答案了。可惜，我想習總書記不上網，他並不知道，他和他的黨，他手下的那些黨幹，那些維穩和宣傳部門的文武打手們，已經「脫離群眾」到了何等地步。

現在「黨和群眾」的關係，有點像文革後期毛澤東的晚年：人民群眾知道黨在騙人，黨也知道人民群眾知道黨在騙人。黨知道這是危機，但是它自己不會改變，因為改變就是自殺。這時候它傾向於招降納叛，重用一些可用之小人，如周小平花千芳之類。這個時候急黨所急是可能得到重賞的。於是，當文化部微博給眾網友罵得狗血淋頭的時候，有人出來緩頰，寫了長長的文章，說「依照筆者的判斷，這次針對文化部微博的『圍攻』是一次有所預謀的，有所策劃的，有所組織的攻擊。主要目的有四點，一是降低文化部的權威性，給文化部今後和此前出台的一些政策樹立強大阻礙；二是減低文化部的公信力，造成人們對國家機關不信任感的累加；三是直接給文化部的一個下馬威，讓文化部在網絡空間裏『學乖』少發聲；四是將此次對政府機關的攻擊當作一次演練，不斷強化己方顛覆意識形態和引導輿論的實踐能力。」

正值半夜，網友的反應是：「本來打算洗洗睡了，看到這樣的文章，忍不住上網來再罵一聲」。結果，文化部微博後面的負面評論數又飆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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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國 放過孩子

最近三位維權律師的孩子被禁止出國留學，違背了依法治國的承諾，
而且突破了做人的人倫底線

北京銳鋒律師事務所因爲代理維權案件而讓當局不愉快，維權律師們受到了被捕拘押、被約談傳喚、限制出境、監視居住或失蹤的待遇，他們的家人也受到了人們難以想像的壓力。繼律師王宇的兒子包卓軒被禁止出國後，律師劉曉原計劃於明年出國留學的兒子也被當局拒絕辦理護照，律師于合金的兒子也被限制出境。在此之前，16歲的包卓軒和父親包龍軍在首都機場被警察帶走，被單獨關押40小時，20多小時沒有進食。他被沒收了護照，被禁止出境，他爲了完成出國留學的心願，被迫出走，逃亡緬甸，但在緬甸被中國警方強行帶回國，並被軟禁。

據攔截這些孩子的公安和邊檢說，禁止他們出國的理由是，他們出境後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這種理由顯然是藉口。這些孩子都還是未成年人，都是學生，歷史清白，社會關係單純，從沒有參加什麼組織，也沒有任何違法犯罪記錄。僅僅因爲他們的父母是維權律師，就以他們出國「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而剝奪他們出國接受教育的權利，限制他們的行動，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權力違法濫權，是一種犯罪。

習近平執政以來，口口聲聲要依法治國，不管怎樣口是心非，既然說了「依法」，那就要拿得出法律條文，拿得出符合這些法律條文的證據，並且按照法律規定的正當程序辦事。可是打擊維權律師的同時株連他們的家人，這種做法有哪一點可以稱得上「依法」？

株連家人、迫害至親，是中國式政治鬥爭中最惡劣、最殘酷的一部分。在中國歷史上就不乏這樣的例子，滿門抄斬、株連九族曾經是冠冕堂皇的刑罰。到了二十世紀，國家再這樣做實在是說不過去了，但是在一些土匪黑道群裏，株連家人的做法仍然可以見到。既然是土匪黑道，自然是不講「法」的，至少對中國的土匪黑道是如此。看過電影《教父》的都知道，意大利黑手黨火拼還有規矩，不傷害對方家裏婦女孩子。中國的黑道似乎沒有這個底線。1931年中共特科處決叛徒顧順章，就一口氣殺了顧順章一家妻兒老小十餘口。爲什麼連嬰兒也不放過？過去的說法是斬草除根，生怕嬰兒長大了爲父報仇。真正的理由是要用恐怖來震懾。

中共執政以後，恐怖震懾曾經是鞏固政權的策略，執政初期毛澤東親自制訂了殺人的指標，要求按指標殺夠。上面催辦之下，下面最終必定超額完成，在這個過程中有多少株連家人的冤案，難以統計。

改革開放後，法制建設放到了枱面上，按理說，株連家人的做法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但事實上仍然是當局政治鬥爭中捨不得放棄的利器。

俗話說，人心都是肉長的。是人都有軟弱的地方，沒有內心軟弱之處的人是不存在的。最普遍的軟弱之處就是家人，讓家人因爲自己而吃苦受折磨被傷害，是一般人都不願意發生的最爲痛心的事。我們在生活中經常可以看到，有些人超堅強，無畏無懼無所求，什麼壓力都壓不垮，但內心深處卻有一個非常軟弱的牽掛。有些人是孝子，什麼坎都過得了，卻牽掛着老父老母，寧可自己死了也不願父母受傷害。如今在一胎化的中國，普遍的人心軟弱之處，是兒子或女兒，是那唯一的孩子。

原重慶公安局長文強在被處決前據說有一個遺言，那遺言中透露，王立軍奉薄熙來之命處理文強之案，就用文強的兒子作爲威懾：你不配合就殺你兒子。於是這位正局級公安局長臨死前的表現簡直可以說是模範死刑犯，當局特地安排中青報的記者發了一篇報道，細述臨刑前的文強舉止態度，順便還報道刑後文強的兒子文伽昊領取了他的骨灰。而在此之前，這位文伽昊被薄熙來藏了很久，那是一張逼迫文強屈服的牌。文強的最終配合薄熙來，說了薄熙來要他說的，沒說薄熙來不讓他說的，以模範行爲走上行刑車，以此換取兒子和家人的平安。

等到薄熙來和妻子谷開來雙雙入獄，走上法庭的時候，兩人的反應和行爲有諸多看點，特別是谷開來，舉止表情明顯反常，甚至引起家人質疑法庭上是否真身。他們的兒子薄瓜瓜還在美國留學，中國政府將怎樣對待薄瓜瓜，成爲外界猜測薄熙來和谷開來一案走向的關鍵線索。顯然，薄瓜瓜的平安是薄熙來和谷開來的一個牽掛。原來他們，一個能下令殺人，另一個能親自動手殺人，自己內心卻也有軟弱之處。舔犢之情，原來他們也有。

如今，中國政治中，株連家人，找人心中最軟弱的地方下手，仍然是統治者強迫別人就範的手段。七十多歲的著名女記者高瑜被捕後，在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公開認罪，這是維穩部門和宣傳部門的一大勝利。高瑜在後來的庭審中公佈，是公安利用她兒子的安危來逼迫她，一個七十多歲的母親，竟是爲了兒子而不得不在電視上違心認罪。

中國監控所有具有獨立思想的人，肆無忌憚地侵入他們的生活，記錄他們的隱私。艾未未工作室裏發現的竊聽裝置，一定也安裝在很多很多人的家裏。他們像當年東德的斯塔西一樣，想要了解人們的一切。當公安國保們要整一個人的時候，他們知道這個人內心深處最軟弱的是什麼，他們就專找軟弱之處下手。

最近三位維權律師的孩子被禁止出國留學，就是公安國保們從對方弱處下手的做法。這種做法不僅違背了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承諾，而且突破了做人的人倫底線。人都是父母所生，都有家人，父愛母愛是人之常情。數千年來，中國人的倫理基本原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也是人類社會人倫秩序的理性基礎。

現在，三位律師因爲接了維權案子，不僅自己給抓捕，他們的孩子就不能出國深造，甚至被監視受恐嚇。設身處地，有朝一日別人也這樣對待你們的女兒，對待你們女兒的女兒，你們該是什麼滋味？不要以爲這不可能，法律不落到程序實處，做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保護人民，任憑公安國保肆意橫行，那麼沒有什麼人是絕對安全的。文強的滋味，谷開來不是很快就嚐到了嗎？

習近平說過要依法治國，如果這話有一絲一毫的誠意，那麼就請從放過孩子做起。放過孩子，放過家人，這是依法治國的起碼標準，也是人之所以爲人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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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踢了誰的屁屁

希望符合世界民主大潮，合乎普世價值的政治改革。

 TPP在中國引起的一片叫好聲證明，中國人民是希望改革的。

習主席訪美剛回來，美國傳來的消息，TPP談判終於達成了協議。這對中國政府來說，當然不是一個喜慶的好消息，雖然TPP的實際運作和效果還有待將來展開，但是人家話裏有話，大家心照不宣，這個新遊戲不帶你玩，等於是對習主席剛剛對奧巴馬提出的「新興大國關係」直接回答了一個NO。

TPP在美國的反應是多元的，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正在競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希拉妮·克林頓就公開表示不同意見，工會組織也發動了集會表示反對和抗議。在美國這很正常，好像還沒有什麼事情是沒有人反對的。有人反對是好事情，反對的人會指出贊同者沒有考慮周全的事項，免得犯下太難以收拾的錯誤。當初中國爭取獲得貿易最惠國待遇以及隨後加入WTO的時候，中國民運領袖魏京生就表示反對，他說，中國爲加入WTO作出的承諾，是不會認真實施的，一定會食言。那個時候很多人認爲，讓中國加入WTO必然會催生中國的政治與社會變化，中國將不得不開放市場，人民收入將增加，中產階級會成長起來，經濟進步將必然導致人權狀況的改善，自然而然地漸進到民主制度。人們認爲，既然中國是WTO的新來者，當然會按照已有的規則參加到遊戲裏。諸如全球氣候變化、環境生態保護等人類共同的大問題，中國也必定會參加。十五年之後，當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美國人很不情願但不得不在心裏承認，比他們更瞭解中國領導人的，還是從中國出來的魏京生。中國沒有兌現當初的承諾，而魏京生的預言卻都成了現實。

有意思的是，TPP在中國引起的反應是民間的一片叫好聲，在社交媒體上，人們難以掩飾幸災樂禍的心情，把TPP並沒有明說的話高高興興地說了出來，「人家不帶我們玩啦」。維穩部門不能像對待香港雨傘運動那樣，下禁令不許民衆爲TPP叫好，新聞宣傳部門又不方便下令筆桿子們唱衰TPP，尷尬時刻又是環球時報的胡錫進急黨所急，寫文章指責爲TPP「排斥中國」叫好的人是「有多極端」。理由是什麼呢，「這些人畢竟也是中國人，他們對國家的不滿大到了如此的程度，盼着國家不好」。

問題是，這些中國人爲什麼會爲TPP叫好呢 ？

這讓我想起了一張很有名的照片。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攻打北京皇城。八國聯軍的人數只有清軍的十分之一，攻城的時候，照片上是成群穿長衫的長辮子大清百姓搭梯扶梯，幫助八國聯軍。在廣渠門附近，八國聯軍從下水道攻入城內，京城百姓齊齊站在河沿圍觀。八國聯軍進攻大清首都，一路上也要吃飯，是中國百姓的獨輪車隊爲他們送糧，民船組成運輸船隊通過白河往北京爲八國聯軍運送物資。這些史實，都有照片爲證。

照胡錫進的說法，這些人「畢竟都是中國人」，怎麼會盼着中國人打不過外國人，「盼着國家不好」？皇上都逃跑了，百姓怎麼會無動於衷，甚至相幫外國人呢？

時光從今天倒回去三十五年，中國政府曾經發動過一場入侵越南的邊境戰爭，理由是越南軍隊入侵中國傷害邊民。中國政府沒有告訴民衆的是，發動這場戰爭的一個原因是要助紅色高棉一臂之力。越南在1978年12月26日對柬埔寨發動襲擊，而紅色高棉是毛澤東一手培養的學生。

越南軍隊打進柬埔寨，只用了19天就佔領了柬埔寨首都金邊，推翻了紅色高棉政權。越軍所到之處，柬埔寨人民夾道歡迎，視爲救星。這是爲什麼呢？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把原因告訴民衆，一直要到幾十年後，紅色高棉殘虐暴政的事實真相點點滴滴地流入中國，中國人才知道，當年自己的國家對別人的國家和人民幹了什麼。

爲TPP叫好的，「畢竟也是中國人」，他們在中國人中還多數是境遇比較好的中產階級和知識階級，是最近十幾年由於中國加入WTO獲得更多更好的機會而得以改善的人，爲什麼他們要爲TPP踢了中國的屁屁而叫好？

道理很簡單，中共在發展經濟以後拒絕政治改革，反而在政治上向毛澤東時代倒退，不僅橫徵暴斂，徵地強拆，暴力操弄股市，在經濟上一味蠻幹，而且監控信息、侵犯人權、拘押律師、打壓宗教信仰、鎮壓邊境非漢民族、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控制學校教育，這套做法已經傷害了所有的人，包括低層貧民和中產階級。互聯網時代，中產階級得風氣之先，了解世界大勢，環境惡化而造成的霧霾和不潔飲水有毒食品時時刻刻在提醒他們，中國已經成爲危地，家鄉早晚會成爲不適合安居樂業的地方。他們渴望改變，而他們渴望的改變只有啓動政治體制改革纔有可能。可是習近平和他手下那些人卻固執地拒絕這種改革。整個中國社會，上上下下積聚着不滿和焦慮，可是中國政府經周永康一類人發展出來的維穩模式將民衆的任何異見扼殺在萌芽狀態。社會大衆雖然不滿卻完全被動，無可奈何，連掙扎的空間都沒有，已經走到了絕望的邊緣。在這樣的處境下，社會無力反抗政府，只能寄希望於外來的影響，即使這種影響和改變可能會損害他們個人的利益，他們也願意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代價。這時候有人出來踢一下屁屁，倒逼改革，能不叫好？

曾幾何時，全世界普遍認爲，經濟進步將必然引出政治改革和社會的開明。這一規律被事實證明在中國無效，對中共無效。TPP則把經濟貿易和人權、信息、法治等政治因素掛起了勾。TPP在中國引起的一片叫好聲證明，中國人民是希望改革的，希望符合世界民主大潮，合乎普世價值的政治改革，而TPP踢了的，是落後的、愚頑的、沒有前途的專制極權主義政權的屁屁。中國人爲此而叫好，就很好理解了。

东网：http://goo.gl/Vua8vl

从中共的一个怪癖说起

沙千里和荣毅仁都是在时候才揭开其是共产党秘密党员的身份。

9月28日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这让我想起了两件事，一件已经很久远，另一件也是十来年前的事，如今没有人再提起了。

第一件事是1982年春天，4月2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沙千里逝世。沙千里是着名的民主党派领袖，大名鼎鼎的民盟领导人，闻名中外的1936年“七君子”之一，以后担任过一系列的政府高官，最后是政协副主席。但是，在他死后的追悼仪式上，他的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的斧头镰刀党旗，这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原来他早在1938年就入党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党员，这个秘密一直保存到他逝世，长达44年，其中33年中共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我刚好认识沙千里的一位老友，抗战初期是沙千里天天见面的同事，老人读到报纸上的这一披露，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一秘密保护得如此之好，用守口如瓶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

也许人们会想，那一代中共是打江山的人，爲了打江山，搞地下工作，秘密党员是很好理解的。1938年秘密入党顺理成章，1949年后也许是习惯成自然，一路秘密下来，便于做好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不能说太不靠谱。

那么，第二件事就说不过去了。2005年10月26日，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逝世，在他死后的讣告中披露，他早在20年前，1985年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担任这个国家的副主席长达五年，而这个国家的十几亿国民，对他的真实政治身份居然一无所知长达二十年。中共作爲世界最大国家的执政党，发展秘密党员，连国家副主席是党员都向国民保密，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简直不可理喻，不能不说是中共打江山不拘手段而留下来的一个怪癖。

中共不讳言一党专政，但是它说它有多党协商，那就是八个民主党派，话说得非常漂亮，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但是，其实那些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众多副主席中，总是有一位先生比较特殊，低调而有威势，因爲谁都知道这位先生是中共派来的，代表中共参与民主党派的工作，关键问题不是主席作主，而是由他来拍板。这位中共的代表甚至可能是公开的中共党员，中共爲此而定制规矩，允许自己的党员加入民主党派。民主党派里还有多少中共的秘密党员，这就只有中共组织部知道了。既然国家副主席都可以是秘密党员，那么你的朋友、同事、家人、甚至枕边人，到头来是你所不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我想问的问题是，且不说打江山的秘密工作时期，就说已经打下江山，而且巩固了江山，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作爲一个执政党爲什么还要发展秘密党员？它的怪癖是怎么养成的？

秘密党员的做法，是周恩来的杰作。周恩来搞秘密党员这一套，有现实谋略的计算，有时是爲了谍报，有时是爲了统战，有时是爲了监控。这种做法给了中共很大的好处，非常“有利于对敌斗争”，于是在打下江山以后也不愿意放弃这一套，延续下来，成爲执政党的怪癖。执政党发展秘密党员的怪癖之所以不戒除，因爲这种怪癖给了它政治斗争的额外优势。爲了政治斗争的额外优势而不顾忌超常手段、不顾忌人间道德、不顾忌公平竞争，从而做到你有的我也有，我有的你不能有，我就比你多了一些资源，可用手段上占了先手，早晚会打败你。这是中共很早就发现的秘密。这一秘密不能不说在打江山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待到中共执政后，巩固和维持它的政权统治，成爲唯一要务，而经验就是，当年它打江山时候曾经做过的一切，如今绝对不能让民间再拷贝而用了去。“控制”成爲中共设计其制度的关键词，美其名曰，“党领导一切”。于是，中共将中国的一切传统社会组织毫不留情地摧毁殆尽，建立起另外一套组织，如八大民主党派、商业和行业协会、工会、妇联、青联、青年团、少先队、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科协、等等，等等。这些组织都有党委或党组，都由党的机关和党的领导作爲最高掌权者，都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配套。这些组织“覆盖”了整个国家的社会需求，你已经找不到空白区域了。一旦出现空白区域，党就立即会在那里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来予以填补。这些组织，无异于党在社会机体上植入的功能机构，就像现在的整容者在皮肤下植入的硅胶体，不同的是，这些硅胶体都有神经血管连着党的中枢。

这种党控制全社会的制度，并非中共首创，而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版权，叫做“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的词根是Total，即全部，一切，一点不漏。墨索里尼自己有另一个更爲人所知的叫法，法西斯主义。

在刚刚出炉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多次用到了“覆盖”这个词。它明说了，新的做法要解决党的组织“覆盖”不足的问题，要做到社会组织中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

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覆盖”不足的问题，一切都在党的各类组织领导控制之下。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出现了私人企业、民间办学，还有致力于环境保护、扶贫慈善、救灾、边远地区办学等公益活动的热心人士和自发组织。这类以公益爲目的组织，不消耗政府资源，不使用纳税人的钱，在国外叫非营利机构，或者非政府组织NGO，国外通常由公司法或结社法来规范即可。在中国，这类组织举步维艰，因爲它不是党来创立，党来控制的，党不信任这些组织和这些人。

因爲中共有那个怪癖，凡是它不控制的东西，它都不信任。

在中国，社会如今对这类公益性组织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共对NGO的打压引起的国际反响也越来越强烈，民间有越来越多的正直善良的人加入到公益活动中，公益志愿者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一味围堵压制越来越困难了。于是就出炉了这个“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做法。

这无异于回到改革开放前的Total控制的状态，是一种开倒车的做法。

现在还不知道的是，在所谓“社会组织”中，党的组织将扮演什么角色呢？像以前各种协会的党委或党组那样，是社会组织的领导机构吗？公益热心人士自发组织起来后，请党派出机构来领导，党组说什么我们就怎么干，这可能吗？或者是，在社会组织中，只要有党员就应该组成党的组织，和上级党委建立上下级关系，接受领导，汇报情况，但并不是社会组织的权力机构。那么，这样的党组无异于党在社会组织中的特务机构，专干高密的勾当。这些人怎么进去？怎么工作？他们将做些什么？

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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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终于见到了访民

对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来说，

信访制度和访民的存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中国人期待已久的习近平访美，有诸多看点，实质性内容却不甚了了。从电视上看，习近平虽然还显得精神不足，但比半个多月前在天安门城楼上强多了，我相信他站在奥巴马身边感觉比站在江泽民身边舒服，因爲奥巴马的一切言行都是可以预料的，而江泽民和习近平的关系，风云莫测，不可能轻松自在。习近平这次访美，和奥巴马谈出什么成就暂且不说，他个人应该是有收获的，那就是，他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中国访民。

9月25日晚上的白宫国宴是这次习近平访美期间最爲隆重的仪式，是美国总统能够给习主席的最大面子。当习近平的车队驶近白宫的时候，几位中国访民突然冲向车队，访民李焕君卧倒在地，截停车队；访民马永田拦截的汽车不得不急转而冲上马路牙子。据在场者说，习近平隔着车窗，和访民们对视了几秒钟。

不平常的是，事后习近平的两位助理前来和李焕君等短暂交谈询问冤情，李焕君乘机将她们的冤情诉状递交给他们。网上出现了访民和习近平助理的合影，从照片上看，助理彬彬有礼，颇通情达理的样子，而李焕君神情愉快，笑容满面。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全中国的访民，有几个能承蒙国家主席助理的接见聆听。

访民马永田因拦截车队而被警察逮捕。在美国，因爲政治抗议而违反街头安全规则被捕，一般都会在最短时间内获释。马永田在一个半小时后获释。有意思的是，在她被释前，她家乡的地方政府已经找到她的家人，一改以往的粗暴蛮横态度，表示要谈谈，设法解决问题，这办事效率可谓高矣。

显然，习主席在白宫和奥巴马举杯祝酒的百忙之际，对访民事件作出了指示。毕竟，这也是第一次，习主席和访民，他的人民，面对面了一次。这次面对面发生在美国白宫门外，和庆丰包子店里面对一群媚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访民是中国的特产，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因爲在中国的政府结构中，有一种叫做信访制度的东西，国务院专门设立国家信访局，各级地方政府和人大、政协也有信访办公室。它的起源据说可以追溯到旧时代百姓冒死到衙门击鼓鸣冤或者拦轿告状。信访的目的是给老百姓提供一个从地方官员控制中突围，向上一级政府诉说冤情的机会。秋菊的丈夫给干部踢了一脚，她要到上面讨个说法，就是走的访民之路。

最近二三十年，全国各地访民数量剧增，而且纷纷涌向北京。中央要求地方把矛盾解决在当地，就像老虎要黄鼠狼不吃鸡。地方政府爲了达到中央的要求，发明的办法叫“截访”，于是出现了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事情，地方衙门派出的便衣捕快横行京城，把本地访民强行绑架，强行拘禁在秘密地点，强行押解回乡，访民的冤屈就这样一层一层地累积起来。

对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来说，信访制度和访民的存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国家有司法制度，有各级法庭和既定司法程序，爲什么一个现代国家不动用司法制度来解决民事冲突和行政不作爲等问题呢？

答案只能是，中国的司法体系解决不了访民们的问题。中共执政六十多年，从来没有想到要把司法建设成能够保障民众权益和社会公正的制度，而是把司法视爲党的一种政治工具。党始终要领导司法，领导法庭，领导法官，甚至领导律师。所以，党最不愿意听的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法治国家的最基本原则：司法独立。习近平也是如此，而且明确肯定，司法独立不仅不搞，而且连说都不让说。

司法不独立，法庭就成爲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党的一把手的驯服工具，司法权力必然会腐败。当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结成一体，强拆、掠夺、贪污腐败甚至欺男霸女的时候，受伤害的百姓找到当地法庭却有其门而不得入，那就只能上访。如果没有上访这条路，恐怕早晚只能造反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历史上这样的事情还少吗？

所以，信访制度是作爲一个泄气阀而存在的。信访制度的原意是让老百姓有机会下情上达，解决问题则依靠上级政府从上往下的干预。中国传统文化相信清官，在心理上认定，没有什么比高层的清官更快更爽地解决民间冤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在利用这种文化心理，只要老百姓还盼着清官，整个制度就还不会崩溃。盼望清官的心理是统治的文化基础。

信访制度的致命点和司法体系是一样的，都在党的领导之下，都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援助访民的维权律师和公益志愿者受到了政府的最无理打压。在习近平访美之前的一段日子里，有访民在中国大使馆门口申冤，忍冻挨饿，数次昏倒在人行道上，连美国警察都看不过去，主动进大使馆交涉，却碰了个钉子。显然大使馆是不会理会这样的访民请愿的。

中国各级政府对访民的打压，已经使得信访制度成爲一个人权问题。泄气阀和下情上达的功能正在消退，渐趋消失。习近平执政后，已经越来越显露出他脱离社会、脱离民间、脱离民众疾苦而成爲孤家寡人的迹象。阅兵式上的孤独感，习近平自己不会感觉不到吧？在这样的时候，在美国白宫门外和访民们对视几秒钟，无疑对习近平起到了棒喝的作用。到庆丰包子铺去吃炒肝，读环球时报听红歌，是了解不到民情的。民情在访民中间，就看你去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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