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的孤獨和尚

一個好的制度才能讓中國免於被折騰的命運

前天是五月十六日，我們這一代經歷了文革的人對這個日子太熟悉了，四十九年前的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六通知》，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此為標誌正式開始，改變了億萬人的命運。

那個時候的毛澤東有一個奇怪的習慣，他的一些心裡話不跟「組織」說，也不跟「戰友們」說，而是跟「國際友人」說。有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紅衞兵的時候，他對延安時代就認識的美國人斯諾說，「我這是和尚打傘」。他這是向斯諾暗示，他現在不按常理出牌，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擔任譯員的人一時反應不過來，照字面直譯：主席說他是雨中打著傘的一個孤獨僧人。多有詩意的浪漫景象。這個例子，成為典故和成語不宜直譯的實例。然而，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回頭看毛澤東晚年眾叛親離、他去世後立即天翻地覆的情景，不能不說當年的翻譯可謂一語成讖，暗合了某種規律。

為什麼要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因為毛澤東需要按他的思路來控制中國政治走向，他不能依靠黨和政府原有的體制，必須另搞一套。這就是「小組」的由來。問題是，為什麼黨中央那麼多老資格的革命家們竟然接受了這個小組，而沒有意識到這個小組將把他們都帶進不死也脫幾層皮的災難之中呢？這是一個直到今天還值得思考的問題。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之初，成員有將近二十來人，「小」組不小，可是人們感覺中那真是一個「小」組，記得住的只有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這幾個人。毛澤東用這個小組當打手，這種小組的第一個特點就是疑心病極重，只相信氣味相投孤家寡人的核心。於是，小組的其他成員在文革的最初一段時間裡就紛紛被打倒了。維基百科說中央文革小組：這是一個人事更換頻繁、易於獲罪的險地。不少人從這個灸手可熱的小組直接進了秦城監獄。毛澤東死後一個月，四人幫被打倒。算起來，中央文革小組的所有人，都被至少打倒了一次，即使生前沒打倒的，死後還要補打倒。這個小組，本來就是毛澤東用來打倒政敵的，當能打倒的政敵們都被打倒的時候，這個小組能不倒嗎？

後來海內外研究文革的人，都在探討為什麼毛澤東要搞文革，他到底是想建成怎樣的黨和國家，在一系列重大問題和舉措上，他是主動的，還是出於對外界刺激的反應？這些問題，至今還是重重迷霧。即使是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幾十年，也沒有解決中國政治和國家制度怎樣自我更新的問題。但是在文革結束後的最初一些年裡，全黨全國有一條是達成共識的，毛澤東搞文革那種搞法，是要不得的。再說得具體一點，就是不能用中央文革小組這種凌駕於國家制度之上的小團體來解決國家的任何問題。

奇怪的是，文革過來人中，也有人沒記住這個教訓的，這就是當今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他搞了N多的小組，親自擔任小組長。這些小組和黨與國家原有體制的結構功能關係是模糊的，但可以肯定是在原有體制之上，而不是在原有體制之下。當年中央文革小組是毛澤東隨心所欲的產物，毛也知道他這樣做是「和尚打傘」，而今習總書記搞小組，依靠自己信得過的隊伍打虎反腐，據說是「不信一黨制就搞不好一個國家」，「不信那個邪」，可謂「任性」。習總書記沒有解釋的是，為什麼那個邪就不能信呢？習總書記只說西方三權分立、制約平衡、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等等是「邪路」，卻不說為什麼這樣的邪路不走而改走他指點的「正路」就一定能搞好這個國家。

習近平說要「依法治國」，老百姓且慢歡呼雀躍，因為習總書記還在內部布置了「七不講」。經驗告訴我們，黨公開大張旗鼓說的話叫宣傳，宣傳的事情是不一定做的，而內部保密的布置，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依法治國」和「七不講」是矛盾的，公信力必然越來越低，因為你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不信那個邪」的說法，聽起來狠，細細品味，其實習總書記內地裡心是虛的，這種說法本身就是缺乏自信的表現。

1966年發動文革，至今快半個世紀了。習總書記現在正在權力的巔峰，值得回顧一下文革的發動，更應該回顧一下文革的終結。一個好的制度才能讓中國免於被折騰的命運，好的制度只能通過長期不斷的建設和改良來建成，這是常識。閉口不談制度改革，拒絕政治制度的改良，再多的小組也不能讓中國擺脫常識，變成一個好的國家。反腐進入膠著狀態，這不是一個好兆頭，習總書記和他的小組們，現在應該感到一點孤獨的寒意了。在這樣的時候，把抓捕了一年也找不出像樣的犯罪證據的浦志強正式提起公訴，最多只會為中國歷史造就一個英雄浦志強，不可能讓中國走出循環折騰的政治泥淖。最後孤獨以終的，是那個雨中打傘的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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