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紫阳的晚年说起

真正的定论是历史

赵紫阳逝世已经十年了，他的骨灰还保存在家里，没有入葬。赵紫阳没有像周恩来那样，留下遗嘱把骨灰撒了。相反，赵紫阳是一个对自己的死亡有所思考的人。他曾叮嘱家人通过关系转告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为他念经祈祷。达赖喇嘛为他念了经，并转告赵紫阳家人，骨灰应及早入土为安。但是，赵紫阳的骨灰至今还没有安葬，原因是现在的当权者不知如何处理赵紫阳骨灰安葬的规格和形式，因为对赵紫阳的历史定位，过去、现在和将来，肯定都不一样。

赵紫阳的儿子赵五军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希望能将中共中央对赵紫阳的“定性”，即中共对赵紫阳评价的决议“支持动乱和分裂党”，刻在他的墓碑上。这一要求，从逻辑上说理由充足，定性既然是中央的决议，刻在墓碑上有何不可。可是党中央却不可能批准家属这样做。可见，赵紫阳家属和党中央，大家心照不宣。对赵紫阳的“定性”，中央怎么说，家属怎么说，都不算定论，真正的定论是历史。

赵紫阳在软禁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六年，在他的党和革命队伍中，属于失败者和落难者，是一个受难者。但是，比较去世前的赵紫阳和同样被罢免的总书记胡耀邦，不难理解赵紫阳被软禁的苦难十六年，既是苦难，也是幸运。

软禁成全他功德圆满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那么几年，是文革后中国政治进步最有希望的时期。政治进步的开拓者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胡耀邦任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任国家总理的时候，胡耀邦对中国政治改革想得更多，说得更多，而赵紫阳有领导省一级事务的经验，主政国务院以后重视经济改革，被认为是有魄力的实干家。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经历和风格很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比较一致的，他们看到未来，有勇气面对事实，面对未来。他们从心底里明白，中国必须改革，改革是必然的，不仅是经济要改革，政治也必定要改革。否则，他们和他们的党，不可避免地要被历史抛弃。

可惜的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在短短两年里先后黯然下台。胡耀邦是心脏病突发突然去世的，他经历被罢黜后的羞辱和痛苦时间不太长。而赵紫阳却被软禁了十六年，先是被他的上级领导邓小平，后是被他当年的下级和助手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操控自由。这些人连放他出去打打高尔夫球的乐趣也不肯给，他只能在院子里搭个塑料棚打打mini高尔夫。我们外人很难想象，这十六年，五千八百天，失去自由的赵紫阳是怎样度过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十六年里，赵紫阳有了足够的时间回顾和思考，更重要的是，他有了以前所没有的视角和眼光。他不再是总书记，不再是一个革命家，不再是一位忙碌的干部，他被自己的党、自己的战友排斥出了革命队伍。所以，他可以转过身来，用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毕生从事的革命，自己的党，自己的战友。人生最后的十六年，他终于有机会在“革命队伍”外面看革命，于是他把革命、把国家的命运、把人生的意义、把生命和死亡都看明白了。从赵紫阳晚年的谈话可以看出，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境界，是以前作为总理和总书记的时候所不可能达到的。被软禁的十六年成全了他，使他功德圆满了，而这个机会是胡耀邦所没有的。

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

软禁中的赵紫阳，一位来访者向他说，中共历史上黯然下台的众多总书记中，只有陈独秀和赵紫阳没有认错，赵紫阳听闻后，突然激动地站起来，抬头哈哈大笑。这个时候的赵紫阳不再感觉冤屈，他知道历史会还他一个公道。

中国人是没有上帝的民族，中国人的上帝是历史。可是历史只对认真读书的人才有意义，认真读了而有历史感的人，和不读书或者不把历史当真的人的区别是，前者敬畏历史，后者回避历史，前者畏因，后者畏果。

赵紫阳之后，从邓小平及其身边元老，到后来的历任官员，都不再有胡耀邦和赵紫阳对未来的洞察力和历史眼光，更不会有赵紫阳晚年反思后的历史感及人生观。如今的中国，从最高层开始的各级官员，无论是“反腐”一派的还是“被反腐”的，全都是权力动物，“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是他们的共同心理。习近平执政后，打虎反腐似乎声势很大，但是处处显示出他没有历史感，没有敬畏，他看不到未来。他的中国梦，真的只是梦，梦中的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梦醒以后是什么，他可能没有想过。

中国的领导人，看得明白想得明白的，在软禁中去世了，而看不明白想不明白的，正在领导着这个国家。国运如此，这怎不叫人慨叹！

《动向》2015年4月号

你有槍 我有筆

71歲的獨立記者高瑜女士，在經過一年羈押後，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被重判七年，這一判決震動世界。這是一次標誌性的事件。

從此以後，無論是境內還是境外，期盼中國順應世界潮流而走向開明政治的中國人，對習近平執政後抱有的任何幻想，都可以統統熄滅了。高瑜遭到重判，因為高瑜所「洩露」的9號文件是習近平個人一手打造的，所謂「七不講」的內容驚世駭俗，出乎多數人的意料之外，卻符合習近平的「治國理念」。習近平是要回到文革初起時期毛澤東的政治狀態，在文革結束四十年後，這樣的倒退即使是黨內最保守的人也要大吃一驚。這一文件的內容，儘管說的是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卻在共產黨的理論上也講不通。但是習近平似乎是相信權力之萬能的，他相信的是，任何事情只要發動黨和國家的力量做了，做成了，達到了預想的效果，那就不會有什麼問題。毛澤東搞文革，不是就這樣搞了，搞成了嗎？誰知道高瑜把這一文件公之於眾，天下嘩然，習近平最初期望的效果再也不可能。這是他最為惱火的事情，懲罰高瑜是最高權力的一種報復。

9號文件涉及媒體和教育等系統，既然要約束全國的媒體、高校等單位的內容，要管全國的嘴和筆，為什麼又要做成國家機密，搞得如此神神鬼鬼？習近平和頒發文件的中央辦公廳心裏非常明白，9號文件的內容是毫無道理的，只要拿到台面上來，小學生都可以指出其荒唐、蠻橫、謬誤。習近平知道，他一手打造了下達，指望他的黨和他的國家聞風而動的9號文件，是絕對經不起討論和質疑的。如果公開討論，他必輸無疑。但是他心目中的榜樣是毛澤東，毛澤東是不跟人辯論的，他只做，再荒唐的事情他做了你就拿他沒辦法，從大煉鋼鐵到文革無不如此。習近平認為他也行，文件發到市師局一級，讓市師局一級的人下令做，達到風聲鶴唳的效果就萬事大吉了。9號文件做得說不得，習近平明白。

在9號文件的七個不講裏，有一個「黨的歷史錯誤不講」。在共產黨執政後的歷史錯誤裏，有一段歷史是當年毛澤東周恩來大張旗鼓公開扶植和支援的紅色高棉。瘋狂殺人的紅色高棉頭領波爾布特被稱之為毛澤東的好學生。論殘暴，波爾布特比納粹的集中營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論無恥和狡詐，從納粹到斯大林到波爾布特，都比不上毛澤東，也比不上今日的中國執政者。波爾布特的殺人營，在殺死人之前竟還給要殺掉的人拍照留檔。納粹、東德和紅色高棉後來都留下了大量反人類罪行的文件和證據。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卻從很早就明白，有很多太壞的壞事，是只能做而不能說的，不能留下文字，尤其不能公開說，不能上報紙。毛澤東周恩來都明說過，有些事情，如果公開說了的話，共產黨就立即會垮台的。於是，共產黨執政後，很多事情是只在內部說，公開做，甚至內部都不說。這就是共產黨有那麼多機密文件的原因。

文革以後，在改革開放比較寬鬆的時候，歷史上的一些秘密、機密和絕密級別的文件流傳到了境內外，特別是需要「發動群眾」做的事情，只要形成紙面文字，有朝一日就難免大白於天下。中共對於文件的保密管理就有了很多嚴格的規定，最嚴格的是只允許一定級別的人到規定的秘密小房間去讀，不許記錄，只能記在心裏，回來執行落實。文件讀過以後就收上去，再也沒有蹤跡。還有一些指令，只用電話下達，而且不許留下電話記錄。這一切，都是為了做到，壞事做絕了，但是不留痕跡。1989年，北京街頭軍隊對平民的大規模開槍鎮壓，有那麼多開槍的解放軍官兵，卻至今找不出一個下令的人。古今中外再沒有第二個能有這樣效果的國家。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壞到如此境界。

中國人重歷史，做好人的想青史留名，做壞人的怕遺臭萬年。劉少奇嚇唬毛澤東，「餓死人是要上史書的」，毛澤東卻是一個相信焚書坑儒的人，把書都燒了，另寫一套，何懼上史書？今天的習近平比波爾布特聰明，可以算是毛澤東的好學生了，他知道9號文件的七不講荒謬絕倫，但是他仍然要那個效果，他下令做，還下令不許說。

71歲的女記者高瑜說過一句話：你有槍，我有筆。習近平相信毛澤東的一套，相信槍，相信監獄。人類的良知，對人類前途的信心，對正義必定會抬頭的信念，相信筆、相信人的思想。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對峙，槍能殺人，能殺死很多人，但是，人類社會最終走向的是文明，最終勝利的，是筆。

今夜我也這樣說，你有槍，我有筆。

東網大陸評論：http://goo.gl/9zIMma

誰能告訴我，為什麼抓捕女權活動人士？

五位年輕的女權活動人士在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抓捕，一個月後中國公安終於宣布正式逮捕，控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這一事件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如果五位女權活動人士的案件進入司法審判程序，更強烈的反響還在後面。也許是我太愚鈍了，到現在也沒想明白，中國政府到底為什麼要抓捕這五位年輕女士。

據報道，中國公安之所以在國際婦女節前夕抓捕婦女權益人士，是因為這些女權活動人士籌劃「佔領男廁所」和「反對公交車性騷擾」的活動。在當代世界女權活動潮流中，這樣的訴求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善良得不能再善良了。

「佔領男廁所」，不是佔領華爾街，不是佔領中環，更不是佔領中南海天安門，佔領男廁所只是呼籲社會公眾注意公共場所男女廁所設施的不平衡。在公共建築設計中，廁所數量根據需求而配置，是有一定之規的，男女廁所的比例也有一定的規範。但是，這種規範常常跟不上社會生活變遷的速度，歷史上男人地位比女人高，公共場所男人比女人多，所以公共建築中男廁比女廁更大。可是現代公共生活中女人漸漸地多了起來，於是女廁常常顯得不足。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地都有，比如音樂會中場休息的時候，女廁門口總是排起長隊來，男廁則很少有這樣的長隊。我在美國就碰到過這樣的事情，當女士們的長隊看到男廁「門可羅雀」的冷清時，忍無可忍，於是有熱心女士站到男廁門口，阻擋男士進入廁所，將男廁臨時變為女士所用。這就是「佔領男廁所」。男人們遇到這樣的事情，多半表示理解，轉身離去。我從沒看到過在這種情況下和女士們爭執權益的男人。

女權活動人士的「佔領男廁所」無非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喚醒人類另一半，男人，對公共場所男女廁所供應不公平的關注。女權活動的「佔領男廁所」不是針對政府，沒有政治意義，更不是挑釁男性，「擾亂秩序」。即使中國的公安都是男人，不理解女權活動這一訴求的合理性，這些男人總也是女人所生，回家問問媽媽就應該懂的。難道這樣的「佔領男廁所」活動就值得中國政府大動干戈，在幾個省同時行動，抓捕這幾位女士？

再說另一項籌劃中的女權活動，「反對公交車性騷擾」，更是當代女性尊嚴的顯示，值得整個社會的尊重和鼓勵。公交車性騷擾以及辦公室、工作場所和其他場所發生的對女性的騷擾，是一個事實。過去，受害的女性大多情況下只能沉默，自己承擔由此而造成的心理傷害，因為受性騷擾的女性是孤獨的個體，她周圍沒有能幫助她，站在她一邊的人。女權活動人士就是要打破這種受侮辱受傷害而無力反抗的局面，公開亮出女性尊嚴，號召女性反抗，從而給性騷擾以迎頭痛擊。

這樣的「反對公交車性騷擾」的活動，也不是針對政府，也沒有政治寓意，更不是意圖破壞公共交通秩序，公安部門理應感謝女權活動「反對公交車性騷擾」才對，為什麼公安反過來抓捕女權活動人士呢？

我總是不由自主地試圖想像中國政府的思路，因為這是理解這個大怪獸的途徑。這個怪獸是由一大幫人組成的，其中大部分人都只是工具，俗稱「爪牙」，各色各等的平庸得邪惡的爪牙，有資格下令的人其實並不多。問題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公安也罷，國保也罷，都只是爪牙等級的，決策者是誰，我們並不知道。所以，我們連想像一下他們的思路也難以著手。

當初，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被軟禁在村子裏，晝夜都有幾十個人看管著他，不管什麼人都無法去探望，正常的探望都會給這些看管他的流氓給打出來。如此對待一個盲人律師，長達數年，是要花費巨大代價的。誰出的錢，誰做的決定，外界至今不知道。我問過很多人，誰也沒能告訴我，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一個盲人維權律師。但是我聽到有人說過，估計這是地方政府做的決定，不至於是中央的決策，因為這樣做太愚蠢，太惡劣，太得不償失，太不可理喻。

這次抓捕、批捕和起訴女權活動人士，同樣毫無道理，和所謂依法治國風馬牛不相及，但是這些抓捕是在不同的省份發生，總不是這些不同省份的地方政府同時犯了神經病吧？簡單的邏輯告訴我們，做出這個決定的，必是中央。從外交部發言人回答記者提問的勁兒可以看出，這一事件最高層知道，支持，而且將堅持下去。

「佔領男廁所」和「反對公交車性騷擾」，這樣的女權活動不會危害國家安全，不會顛覆政府，不會造成恐怖襲擊和社會動亂，也不會貶低習大大和彭麻麻的威望，不會妨礙打虎拍蠅，不會破壞依法治國。這是有點常識用點腦子就不難明白的道理。那麼，誰能告訴我，為什麼抓捕這幾位年輕的女權活動人士？

至今，我能看出的，不是這個國家的強大，而是這個政權的虛弱。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先說一件當年插隊時候的舊事。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我和上千萬的中學生一樣，插隊到了邊疆農村。一年後，我們這些來自上海的知青們突然發現，很多人的家庭出身從「職員」變成了「地主」。這在當年是一件大事，這是會影響你一輩子的。於是知青們都到公社去問，為什麼搞錯了這至關緊要的家庭出身。公社的回答是沒有搞錯，經過檢查你們的檔案，你們原來的家庭出身「職員」是錯的，應該是「地主」。可是這些知青的父親都是上海的教師、機關幹部、醫生、商店店員，有不少還是中共黨員，甚至是黨支部書記。在上海的時候，這樣的父親的成分就是「職員」，所以他們子女的家庭出身就是「職員」。公社說，不對啊，你們檔案裏記載，你們的爺爺，也就是父親的父親，是「地主」，所以，按照政策，你們的家庭出身應該是「地主」。

知青們大驚，原來這農村的家庭出身是跟著爺爺輩走的，雖然很多人連爺爺的面都沒見過。可是，也有少數同學，爺爺輩是農村的窮人，父輩到上海來打工，最後開個小店，辦個作坊，成了資本家。這些知青的家庭出身卻仍然是「資本家」。於是就去問公社，既然政策規定家庭出身跟著爺爺輩走，那麼我的爺爺是農村窮人，為什麼家庭出身不改為貧雇農，仍然是資本家呢？公社的回答十分的理直氣壯：因為你們的父親是資本家，你們的家庭出身不是資本家是什麼？

顯然這樣的政策有邏輯上的問題，公社的幹部卻並不認為這裏面有任何問題。知青和公社政工幹部，在這樣一個形式邏輯問題上竟然怎麼也達不成共識。多少年後我才突然醒悟，在中國的政治現實下，你若以為釐清邏輯能達成共識，以為達成共識能尋求公平和正義，那你就太simple了，太naive了。文革中的中國，是靠「革命」兩個字給這個國家輸氧，才撐著那口氣，否則那樣荒唐、那樣匱乏、那樣反文明反人類的政權，早就該垮了。而所謂革命，就是用一種恐怖氣氛來震懾所有人。這就需要敵人。敵人就是所謂黑七類，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等等。可是黑七類是隨著不斷的運動而要損耗的，漸漸地就會顯示「敵人」供應不足的問題。為了維持足夠的敵人，最簡單的辦法是「老子反動兒混蛋」，設法把敵人的兒子女兒也充當敵人。這就是上述公社政治幹部邏輯的來歷。

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今天，如果你嘲笑當年的這種邏輯荒唐，那就又一次太simple太naive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就像北朝鮮一樣，是須臾離不開敵人的。沒有了敵人，這個制度就沒有了如此繼續存在下去的理由。

文革後的改革開放，是從撥亂反正開始的。其中之一就是不要再製造那麼多的敵人了，因為共產黨的成員就個人來說，在十年文革中差不多都當過了一次敵人，知道當敵人滋味不太好，而且難免一圈一圈輪流，早晚又要輪到自己的。於是給地主富農都摘了帽，給右派改了正，社會上的階級敵人少了，漸漸地不提階級鬥爭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不再用階級敵人來震懾社會，說明當時是在走向政治制度的改革。後來政治制度改革胎死腹中，那麼製造敵人就仍是必然的，因為這樣的制度沒有敵人就無法維持。於是就有了以後二十年的「維穩」。維穩的本質就是「對敵鬥爭」，用階級鬥爭來維護政權，沒有敵人也要製造敵人出來。

敵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裏的主角，沒有敵人怎麼搞階級鬥爭？不搞階級鬥爭那麼馬克思主義豈不空洞化，沒什麼實質性的東西可搞了？周永康薄熙來都是回歸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派，他們若上台，必大搞階級鬥爭。他們下去了，現在台上的人，只要不想改革政治制度，那麼也只有回歸馬克思主義，走階級鬥爭這條路。

馬克思主義的祖師爺有德意志人繁瑣哲學的特點，非常地顯示「理論」。這一點對講究實際不重理論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有利有弊，弊的一面是中國人搞西方引進的東西從來也沒有正宗過，因為沒這個能力正宗，動不動就「中國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一定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結出世界上最壞的果子；利的一面是誰也沒有真懂過馬克思的理論，老百姓更不懂，於是不懂的人就可以十分坦然地忽悠更不懂的。

據最新報道，在中國最高級最好的高等學府北京大學開了一個「中國道路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協同創新工作會議，據說要籌辦「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展開《馬藏》編纂工程，建設國際馬克思主義文獻中心等等。

今日馬克思主義有一個邏輯問題，當年的公社政工幹部能解決，不知如今在那裏開會的教育部長和北大校長們如何應對：誰是無產階級，誰是垂死沒落的資產階級？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照著毛澤東的方法論，該怎麼分析今日中國社會的各階級？這些「搞理論的」人若站到天安門廣場吼一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會不會讓便衣警察摁到地上痛揍一頓？會不會被起訴「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關進大牢？希望他們能試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