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桶蓋、面子和弱者心理

中國消費者青睞日本產品，最早從文革後期就開始了。從來沒有用過日本產品的中國人，要找出一個來肯定比現在要找出一個從來沒有三公消費、從來沒有灰色收入的中國官員難。那些倡導禁日貨、動手砸日貨的人，都經不起現在是否還在用日貨的提問。兩會前，中國遊客在日本購物的事情成了新聞，甚至進了兩會的討論，連官方媒體都出來為國家洗臉，說那「搶購」的日貨其實是在中國杭州製造的。為什麼這次「搶購」又會成為新聞熱點呢？只因為這次搶購的，是一種叫做馬桶蓋的東西。

我相信，十幾億中國人中，見過這種馬桶蓋的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但是中國人都知道馬桶蓋是什麼東西。馬桶乃國粹之一，不過三十年前，馬路上涮馬桶是國外遊客在上海必定要用照相機狂拍的鏡頭之一。再稍早一些，一個叫安東尼奧尼的國際著名導演在中國拍了一部就叫《中國》的紀錄電影，裏面有馬桶的鏡頭，被全國人民引為國恥，於是禁止他再到中國來拍片，馬桶則照用不誤。其實，馬桶是我們這個農耕民族處理排泄物的一種傳統方式，特別是在居住密集的城鎮裏，用馬桶收集排泄物並在集中發酵後還田作為肥料，相比中世紀有些歐洲城鎮隨地亂扔污水糞便，是人類居住文明的一個相當合理的階段性設置。只是到了近現代，人家發展得快，中華文明步履沉重，革新緩慢，導致全面落後，包括抽水馬桶在內的污水處理，至今落後於發達國家。

如今，中國神速城鎮化，新蓋的高樓裏，抽水馬桶普及了。中國的樓盤，入住以後有一個家家裝修的階段，你會看到樓外經常有哪家裝修時扔出來的全新白瓷抽水馬桶，因為很多人家都要安裝高級昂貴的進口馬桶，比如意大利的。中國人現在的標準是，國外有的，我們也要有，而且一定要最好的。這是一種不錯的精益求精的態度。但是，這一次中國遊客在日本搶購馬桶蓋的新聞，又一次傷了國家的心，我們用的馬桶好不容易不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了，難道馬桶蓋又落後了？這讓兩會期間的國家臉面往哪兒放？

所以官方媒體竟然也要為馬桶蓋而出來披露內情，說這種馬桶蓋本來就是中國製造，原來是搶購的人無知。無非是想證明，中國在馬桶蓋上並不落後於日本。真的是這樣嗎？

這種被稱為「智能型衞生座」的馬桶蓋，至少二十年前就有了。在美國，這種日本人發明和設計，南韓生產的馬桶蓋，一直在銷售，不同型號價格在六百至一千美元左右。美國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還沒有完全消滅旱廁，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茅房，但是經過各州立法規定居住標準，包括廁所標準，現在美國的居住條件和廁所條件都已經普及良好條件，這種日本人發明的馬桶蓋在美國的市場需求歷時二十年沒有熱起來。安裝和使用這種馬桶蓋的，最多的還是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亞洲人。我見過一個華裔家庭的小孩，他的美國同學們對於他家馬桶裏安裝了一個robot而非常驚奇。對於美國人來說，有就有，沒有就沒有，這只是一個是不是捨得、是不是值得花這個錢的問題，馬桶蓋不是臉面問題。

可是對於中國人來說，馬桶蓋問題就有點「情何以堪」的感觸，因為搶購的地點是日本，搶購的不是單反照相機、攝像機等等高精尖，而是區區馬桶蓋。所以，馬桶蓋在中國製造的新聞，相當安慰國人受傷的心。可是，在中國製造的新聞都沒有說的是，這種馬桶蓋是哪裏發明的、是誰設計的、功能和標準是怎麼制訂的？這種馬桶蓋不是南方鄉下結婚時新娘陪嫁的雕花馬桶蓋，其實是一件設計精細的電子和機械產品。只要你用過這種馬桶蓋，你就不會懷疑，就馬桶蓋而言，中國現在是落後於日本、韓國的。

愛國的年輕人一定會反駁，不就是一個馬桶蓋嗎，落後了又怎麼樣，先進了又有什麼了不起。中國人最傷不起的就是日本。如果是美國的東西，歐洲的東西，比中國先進還不至於讓國人如此難過。日本的產品好，中國人是可用不可說，說了是要遭罵的。中國人說，這是因為日本鬼子當年侵略我國，作惡太多，國人痛恨。我初到美國時，以為美國人也會一樣痛恨日本人，因為當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幾乎讓美國海軍全軍覆沒，日本曾是美國的敵人。奇怪的是，現在的美國人並沒有如此痛恨日本，日本車日本貨用得不亦樂乎，日本人在美國大叫「日本第一」，聲稱要把美國買下來，美國人竟然也哼哼哈哈地不置可否。

美國和中國，當年是盟友，日本是我們的共同敵人。現在對日本，中美兩國從上到下，態度截然不同。除卻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不說，就心理而言，只能說，美國人的態度出自於強者心理，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仍是弱者心理。

真的強者，敢於直面自己的對手，承認自己不如別人。中國落後於日本的地方很多，馬桶蓋在中國杭州製造除了說明中國人給日本人打工以外，什麼也說明不了。這種馬桶蓋是日本人發明的，就區區馬桶蓋而已，日本人創造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要素。就這種創新能力而言，中國還遠遠落後於日本。而中國人最落後的是，缺乏承認自己落後的強者心理，那就不僅僅表現在區區一個馬桶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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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中傳來了眾聲喧嘩

我們離藍天白雲有多遠，離公民素質和公民社會又有多遠？

柴靜的視頻文獻片《穹頂之下》在創造了兩天內一億五千萬點擊觀看的歷史性記錄後，迅速轉入不再評論和網站下架的待遇，各種正反面評論也只剩下餘音裊裊。雖然只過了一個星期，現在來評論穹頂之下的霧霾，似乎都已經過時了，我卻是在大家都在評柴靜的時候就想好了，我要晚一個星期再寫這個評論，因為我想聽聽霧霾中的眾聲喧嘩。

柴靜這個文獻片，我看了兩遍，第一遍是朋友打電話來讓我趕緊看，第二遍是我陪別人看。無論是片子的內容，還是柴靜的表達，可圈可點之處甚多，不止一次拍案叫好。正因為這個講霧霾的文獻片拍得實在是好，所以一邊看就一邊想，這下眾聲喧嘩是不可避免的了。

果然，這一個星期裏，對《穹頂之下》的評論和爭論非常熱烈，正面反面對陣，讚美挑剔並列，這其實是好事情。那個壟斷性的國企，果然出來一位專家長文反駁，在我看來這種反駁是非常薄弱無力的，坐實了柴靜偵查霧霾之源的方向是對的，也說明柴靜在片中或明確或含蓄地指明的治霾思路是有道理的。

記得二十年前，我在上海南京路上從西走到東，電線桿每隔一根就有一幅標語牌，上書六個大字：發展是硬道理。這是鄧小平的語錄。我一路走來，每過一個標語牌，讀一次「發展是硬道理」，就在心裏反駁一句：「環境怎麼辦？」。鄧小平是一個實用主義者，文革後復出，他就認準了一條治國策，只要把經濟搞好，人民活得比以前富裕，其他一切就不會有問題了，國家的錯誤乃至罪行，就都可以掩蓋過去的。所謂黑貓白貓，是鄧小平的硬道理。從推翻兩個凡是到南巡，黑貓白貓的硬道理一以貫之。這種哲學，就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思路，到二十一世紀管理一個大國還是這樣，非出問題不可，首當其衝的就是環境問題。我並非環保專家，但是我的氣管告訴我這個道理。每次回國，下飛機吸進的第一口空氣必引發一次小小的反咳，就像不會吸煙的人學著吸了一口煙一樣，然後必定要病一次，咳得死去活來。

不過，二十年前，說起這個現像，很少有人往心裏去，倒顯得我們這樣回國探親的人「矯情」，一直要到柴靜拍出這個文獻片。

二十年前，並不是沒有人料到有今天的霧霾。在北京，梁從誡先生身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就在為硬道理之下的環境憂心忡忡，他們想喚醒穹頂之下沉睡的人們。他們稱自己為「自然之友」。柴靜在她的文獻片裏提到了一句「自然之友」，「自然之友」的網站一時因訪問量過大而癱瘓。要知道「自然之友」1993年就發起成立了，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範圍內的第一個環境保護民間組織。這二十多年來，「自然之友」一路走來所付出的艱難和堅持，這些人的理念和無私，我們外人所知甚少。感謝柴靜，從此以後年輕一代會關注「自然之友」了。梁從誡先生已經逝世，當年發起「自然之友」的青壯才俊，如今都已兩鬢蒼蒼。自然之友當年的一位創始人曾說過：「說有用，我們沒有那麼狂妄；說沒有，我們也沒有那麼卑微。有一則故事是這樣說的，一個人用力推牆，推了一下，牆不倒；推了兩下，牆不倒；推了一千下、一萬下，牆還是不倒；但是，人強壯了。」柴靜的文獻片和她的團隊表明，新一代人更強壯了，將以更大的力量來保護環境。這是可以告慰梁從誡先生的。

我隔著半個地球和一位「自然之友」在電話裏聊柴靜的《穹頂之下》，她說，《穹頂之下》令人鼓舞，也讓人佩服。我們過去幹了二十年，不就是為了喚起今天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嗎？《穹頂之下》還讓我們看到，只有年輕一代才能幹得這麼出色。這麼好的片子，這麼好的表達，老一代人是沒有能力做出來的。

我們又聊起這一個星期裏人們對柴靜和《穹頂之下》的評論，我們發現，在我們的朋友和我們所了解或關注的人中，包括網上的大V小V，誰將發表正面的評價，誰將發出負面的評論，我們是可以預料得到的，預料的準確率之高，連我們自己都覺得驚奇。對於各種各樣的挑剔和批評，她說，這並不意外，即使是非常偏激的負面評論，甚至純粹的臆測和挑剔，都是一開始就能預料到的。官方的反常變臉，也沒有甚麼出人意料的特別之處。這是霧霾中傳來的眾聲喧嘩。中國人還不習慣於凡事都有不同看法，還不習慣於理性地對待不同於自己的他人意見，不習慣於以平常心正面地對待眾聲喧嘩。其實眾聲喧嘩比寂靜無聲好，也比指揮棒下的大合唱好。

她說，我們講了多年的建設公民社會，而公民社會的公民素質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怎麼對待自己，怎麼對待他人，怎樣理性地對待社會問題，而這是需要學習，需要鍛煉的。這一次，柴靜引出了一陣眾聲喧嘩，讓我們都鍛煉了一次。現在我們可以坐下來想想，我們離藍天白雲有多遠，離公民素質和公民社會又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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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中國的兩大難題

出了家門的公共場所，中國人的邋遢隨便也是出名的

環境問題和道德問題，是未來中國兩大長遠難題。相比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這兩大長遠難題是慢性疾患，變化更為緩慢，卻天天和人相伴。環境問題是人之生存於這個世界的外部問題，涉及空氣、水、土壤、河流湖泊等等物質世界；道德問題涉及人心，人與人之間還有多少信任、誠信、惻隱之心、同理心、利他心、慈悲心，是人生在世的內心世界問題。前者是物質的，後者是精神的。中國人比較能夠看到物質的問題，相比之下不大容易看到內在精神的問題，特別是自己本人內心的問題。然而，這兩個問題，其實是連在一起的。環境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道德問題。

最近我聽一位青海來的女士講了她小時候的一個故事。她小時候，大概剛讀小學不久的年齡，有一天上學去的時候，剛好得了一大把瓜子，於是小女孩高高興興上學去，一路走一路磕，一路留下了瓜子殼。快到校門口的時候，後面有人追上來，原來是她爸爸。她爸爸是一位著名的藝術老師，教出過無數學生。

她爸爸領著她一起進了學校，找到老師，跟老師說，今天家裏有事，跟孩子一起來請個事假，今天不上學了。原來她剛才來學校的一路上，她爸爸一直在後面跟著，看著。出了校門，她爸爸要她把她剛才扔在地下的瓜子殼，一顆一顆地撿起來。剛才是怎麼扔的，現在就怎麼撿起來，揣在口袋裏。就這樣，順著上學來的路，沿著那星星點點的瓜子殼，父女倆又慢慢地走了回去，把塵土中的瓜子殼又拾了回去。

這位女士說，父親早已過世了，但是她這一輩子，走過很多國家，住過很多地方，無論何時何地，再沒有往地上扔過一片紙屑。

這個故事，用語言來闡釋道理是多餘的。故事講的是保持環境清潔人人有責，其根本卻是內心的道德感。小小瓜子殼，幾乎沒有人會注意，但是它們佔用的是公共空間，污染的是公共環境，正因為是公共的而不是私有的，人人有機會利用而沒有專人看管。凡是公共的東西，若能搶佔濫用，就是佔了便宜，於是凡是公共的東西，常常就給弄得一塌糊塗。中國的環境問題，若從民眾層面找原因，就必然會找到民眾道德失落這個內在原因上去。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讀大學的時候，看到一個西方留學生，由於對上海冬天的空氣抵抗力差，幾乎成天感冒流鼻涕。她的書包裏有兩個塑料袋，一個裝乾淨的紙巾，另一個裝她擦了鼻涕的髒紙巾。那時候我們這些中國同學就不明白，馬路上到處是廢紙垃圾，多你一張髒紙巾不顯多，少你一張髒紙巾也不會更乾淨一點，何必呢，悄悄扔了豈不省事。等大家都乾淨了，馬路上沒有廢紙垃圾了，你再收好你的髒紙巾也不遲，那更make sense。我們不明白的是，髒紙巾是不是收好，在我們看來是環境清潔問題，環境本來已經髒了就沒必要收好自己的一張髒紙巾了，在人家看來是內心道德問題，扔掉一張髒紙巾，等於失落了自己的道德心。

在美國生活多年，交了一些美國朋友，發現亞洲人在美國人中有愛清潔的好名聲。美國人都知道，到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家裏去訪問做客，進門第一件事是脫鞋，換上拖鞋或者穿著襪子站在地板上。中國的家庭主婦都有把家弄得一塵不染的潔癖。常可見老美到中國人家做客，西裝領帶光著腳端著茶杯的景象。但是出了家門的公共場所，中國人的邋遢隨便也是出名的，以各城市的唐人街為典型。老美則相反，老美的家裏都亂，他們在自己家裏就圖個隨意任性放鬆舒服。很多美國父母從不整理孩子的房間，因為那是孩子的空間，孩子自己負責任。可是到了公共空間，美國人之守規矩是普遍共識，包括自家前院，因為別人能看到，屬於視覺上的公共空間，所以也要保持清潔整齊美觀，而後院別人看不見的話，就大可隨便了。

這樣不同的環境清潔意識，反應的是一種道德觀念。私人的空間、私人的東西，你有權自己處置，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公共的空間、公共的資源，屬於所有人，有所損害就等於傷害他人，是道德上不可以的。於是，自己的一粒瓜子殼，自己的一片髒紙巾，都要妥善處理，這是道德要求。有了道德要求，才有乾淨的環境。

中國的環境問題，在民眾層面上，有道德上的原因。這個判斷必須回答一個質疑：為什麼香港和台灣，一樣的中國文化，就沒那麼髒呢？

在我兒時，鄉間城鎮雖沒有今日的高樓馬路電燈，卻也沒有今日這麼髒。鄉規民約，風俗習慣，處處約束著人的行為。兒時江南水鄉的河水，是可以捧起來喝的。現在的環境早已變得十分不堪，但是道德的變化是在此之前。根據我的生活記憶，家鄉人心之變化，大約始於1958年前後，到文革後期完成，中國人從此普遍缺乏公共道德約束。

這是怎麼發生的，那得另外的文章來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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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星總是在自我感覺最好的時候悄悄升起

羊年新春，公務員大幅度加薪的消息，很讓我的一些國內朋友高興，再加上春節期間各單位發獎金發福利，鋪天蓋地都是發錢的消息，傳到我這兒，不得不讓人感慨，現在中國人錢可真是多。錢多，當然是因為國家富了，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過美國成為第一大也指日可待，連美國專家都在這麼說，看來是沒有什麼疑問的了，中國真的強大了，盛世夢看來要成為現實了。再加上習總書記打虎拍蠅，決心很大，一路順風，將來形勢會更加好。於是，中國人的自我感覺，飆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這時候是不作興說掃興的話的。潑冷水在中國從來就是讓人視為不識趣的事，說大了屬於不愛國，唱衰中國是政治上很不得人心的事，說小了屬於酸葡萄心理，中國眼看著就要國強民富，自然招人妒嫉。這更說明中國現在是真的富強了，於是他人的唱衰和妒嫉就使得國人自我感覺更良好。

中國人自我感覺一向是比別的國家的人好很多，這和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宣傳部門對人民群眾心理健康無微不至的關懷有關系。你看其他國家，領導人在這方面就不太負責任，天天流傳負面新聞，一點點事情就大驚小怪，又是追查又是問責，好像不得了的事情發生了似的。無論是經濟、環境，還是政治、外交，動不動一驚一乍，弄得朝野上下愁眉苦臉，怪不得西方國家查下來抑郁症發病率很高，說明心理很不健康。中國的領導對此看得比誰都清楚，幸福感是建立在心理健康基礎上的，而群眾心理健康是必須掌控才做得到的。不信你去隨機找一個北朝鮮人和一個美國人調查一下誰更幸福，鐵定是北朝鮮人。北朝鮮人的自我感覺良好甚至在中國同志之上。這裏面的奧妙，習總書記在此之前就很明白。

不過，中國領導人要維持大眾心理健康也有一個困難，那就是一種叫做「記憶」的東西。記憶是造物主的恩賜禮物，據說所有的生物都有記憶，而人是一種具有長期記憶，並且能夠在人際傳遞記憶的高等生物。中國文化有太悠久的歷史，記憶的負擔就更重一點，所以往往在有生之年發生的事情倒經常記不住。不過，科學家說，人的記憶其實不僅依靠大腦，也依靠肚皮和手腳。如果是這樣，那麼年齡和習總書記差不多的一代，應該記得，每當自我感覺像眼下那麼良好的時候，正是中國人的災星悄悄升起的時候。

中國人的自我感覺不是第一次像今天這麼好了。曾記否，1958年，國人的自我感覺好得令人恍惚，大辦農業，大煉鋼鐵，超英趕美，指日可待。毛澤東說，糧食太多了沒地方放，一天多吃幾頓。那時候有一個環境特點，到處是紅旗，天天有鑼鼓聲。心理學家後來說，視覺上的紅色和聽覺上的鼓點，都有刺激神經和振奮精神的作用。那時候有沒有人發現地平線上那不祥的災星在冉冉升起？緊接著，從1958年底開始，這顆災星就照耀著華夏大地了。後面發生的事情，如果你想不起來了，不妨絕食三天，你的肚皮會喚起你的記憶。至於整個中國到底由於大飢荒而「非正常死亡」多少人，回答這個問題是政府的未盡責任。國家主席劉少奇說，這是要上史書的，果然就上了。

又過了幾年，1966年，中國人的自我感覺又滋滋地飆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是年輕一代意氣風發的時候，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後，紅色江山就萬年紅了，中國已經是世界革命的領袖，這一代人將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仍然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把紅旗插上白宮。那時候的環境特點是，除了到處是紅旗、不分晝夜都會響起鑼鼓聲之外，各個單位還會在地下室、樓梯間、或者其他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設置各單位自己的監獄，稱之為「群眾專政」。那些地方一般人都不去，夜深人靜的時候會傳出人的肉體遭受劇痛而發出的凄厲叫聲。文革以革命群眾自我感覺超好的節慶開始，以家家都有青年下鄉、戶戶都處於貧困狀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告終。在那漫長的十年裏，一定有不少人夜望星空，絕望地看著中國的災星照耀著這個數億人口的國家。

如今，中國人又開始一輪自我感覺超好的夢幻時代了。幾十年前的記憶已經衰退，即使還記得的人，切膚之痛也已經淡薄。中國人不敬神，不怕鬼，但是相信世界上有不勞而獲的好運，相信只要修好了祖墳的風水就可以子子孫孫興旺發達這樣的便宜事。於是，這一次又在意氣風發地夢想，成為世界第一的中國夢，就要成真了。這一次，有多少人懷著憂心仰望星空，尋找那必定會隨著你的自我感覺超好而悄悄升起的災星？我相信這樣的人不多，因為霧霾已經遮住了天空，下一代人恐怕連星空都沒有看見過，怎麼還會去尋找理性的命運之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