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棕榈和流亡中的坚守

金棕榈--葛底斯堡赋

葛底斯堡赋和失败者的叩问

郑义和我是同代人，八十年代初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读过郑义的小说并为他笔下人物的理想主义气质和悲剧性命运而久久难忘。他创作于一九七九年的处女作《枫》，以及八十年代中期的中篇小说《老井》、《远村》等，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六四天安门事件后，郑义遭到中国当局通缉，他和妻子北明四处逃亡躲避，在逃亡中带着过去调查的文革期间广西吃人事件资料，写下纪实作品《红色纪念碑》。一九九二年抵香港，翌年来到美国，加入了在美国的政治流亡者群体。

幸运的是，我们这些人是在自由的国土上流亡，美国给了我们自由和安全，给了我们无穷的机会和可能性，但是，流亡并不轻松。家乡常常在梦中出现，我们却只能遥想家乡亲人。我们在异国他乡为生存而奋斗，天安门的枪声和血迹仍时常让我们在睡梦中惊醒。在自由的土地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我们是否还紧紧抓住心中那一份坚守？

当年的流亡者，纷纷作出了各自的选择。郑义的选择是坚守手中的笔。在人身和作品都被中国政府禁止入境的情况下，坚持做一个中文作家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次首映会上，郑义只说了五分钟话，首先感谢妻子北明，是北明养活了一家人，郑义不必放下手里的笔去赚取生存的面包。

二十多年来，流亡中的郑义一直在写作。他写出了关于中国环境和生态危机的《中国之毁灭──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他还在创作有关中国抗战的长篇巨作。在如农夫般日日辛勤写作长篇的间隙，他写下了一系列散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就是其中之一。据读过所有这些长篇散文的王康说，郑义的散文，篇篇精彩，字字珠玑。王康给这些散文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们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神曲》。

《金棕榈──葛底斯堡赋》是郑义二十多年来近百次访问葛底斯堡战场，被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双方将士们的奋斗和牺牲所深深打动、深思再三而酝酿出的肺腑之言。在美国历史上，葛底斯堡是一个圣坛，它因林肯在此诠释民主本义的演讲而闻名，而这块浸透士兵鲜血的土地所象征的恰是郑义个性深处的一个硬核：理想和牺牲。理想和牺牲的主题，在他初涉文学的《枫》中就已经出现，在《金棕榈──葛底斯堡赋》中再次展示：美国的先贤们，为了自由的理想而作出了惊天动地的牺牲，他们最终胜利了，胜利女神手中的金棕榈，象徵着牺牲者的胜利。正是这一胜利的象征，触动了流亡中的郑义：“我的葛底斯堡是一九八九年的北京”，一九八九年席卷全球的风暴将苏东共产主义集团摧枯拉朽般扫荡，可是，“为什么我们失败了？”

郑义这一“失败者的叩问”，和“理想与牺牲”的主题交替出现，让我们这些六四天安门事件后流亡美国的过来人沉重得透不过气来。但是，《金棕榈──葛底斯堡赋》最后的旋律是明亮而欢乐的，郑义从约翰·布朗和美国历次战争牺牲者身上，看到了葛底斯堡战场对自由的又一诠释：为他人苦难而战。于是，郑义写作生涯中的理想主义主题，终于和美国先贤们的自由概念衔接了起来。

让梦想变成现实的人

在我心目中，重庆人王康是一个特殊的人，因为他能够把我不敢想像的事情做成现实。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王康被通缉了很多年，后来，他念念于国民政府在重庆领导抗战的辉煌史迹将被后来人遗忘，创立了重庆的陪都文化研究机构。他产生了一个主意，要将抗战史迹和人物用绘画记录下来，表现出来。他要把中国抗战时期投身于反抗日本侵略的所有知名人士都画出来，而且，是真人大小的尺寸。

这是一个极有想像力的计划，也是一个疯狂的计划。换一个人，换一个地方，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想像力，即使梦到了也做不到，王康却做到了。王康召集了几十个画家，历时数个寒暑，终于完成了这个名之为《浩气长流》的长卷。这幅长卷，全长千米，裱后重达几吨。参与绘画的几十个画家，都是义务的。就我有限的世界美术史知识，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在王康领着一群画家描绘着《浩气长流》的时候，郑义的散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传到了王康的邮箱里。王康想像力的火花瞬间点燃，他要把这篇散文做成一个“电视片”。它不是一般的电影或电视，它仍然是文学，是文字的艺术，但是它要让文字在画面、音乐和朗诵语言的辅助下表现出来，使得读者用更多的感受和体验方式来领悟这篇散文的涵义和情绪，激发共鸣，从而又反过来促使读者思考。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想法，可是怎么实现呢？他先跟北明商议，北明不久就以她对此文内容与风格的精到体悟、富于表现力的专业朗读和音乐天赋，再度塑造了这篇文字，使之变成了一个音乐铺垫下的朗读版本。有了这个声音版本，剩下的事情，就是根据它来编辑视频。这使得制作程序简化了，但并未对编辑技术的复杂性消减分毫。王康和他的朋友们，都不是影视界的专业人员，王康也没有钱财可以投入这样的项目，缺钱缺人，这又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王康能把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做成。

他找到了一个同龄的“电脑高手”，把他的主意说了，也说明了这篇散文涉及天安门事件，是“危险”的，而且，做这样一件事他没有能力付出应该的报酬。他的朋友听了他的叙述，回答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

就这样，王康和他在重庆的朋友，拜互联网之便利，和美国的郑义与北明，开始了横跨太平洋的合作。他们没有资源，而且，他们还必须秘密地进行。薄熙来在重庆到处唱红歌的热潮中，王康和他的朋友关门闭户，悄悄地收集影像资料，反覆裁剪合成，把变成动人心魄之声的郑义的散文，再一句一句地变成一秒一秒的影视片。郑义从不写不感动自己的题材，北明从不朗读不感动自己的文字，而王康绝不在不感动自己的作品上浪费时间。王康虽然没有制作技术，但是他拥有视觉审美天赋，足以担当视频制作的导演职责。

他们三个人都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古典审美观，他们多年出离思想奴役而自我放逐，拥抱普世价值、终极关怀，他们的合作体现了北明说过的话：我们追求自由的人和专制的对峙，迟早会以美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这种对峙，或者这种对峙总不出现，是我们的文明和精神真正被摧毁的标志。在这个过程中，王康和他的朋友好多次为了躲避薄熙来和王立军的鹰犬而仓惶转移，把收集的素材和已经完成的影音文件分散收藏，“狡兔三窟”以备一旦暴露而不至于前功尽弃。

如今，王康也被迫流落美国。完成于二〇一〇年的影视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终于在今年六四纪念日前，在昔日葛底斯堡战场所在地，举行首映式，并随之上网呈现给公众。

看过影视片《金棕榈──葛底斯堡赋》，你也会明白，它也是一个象征，象徵着当代中国作家在流亡中的写作，象徵着我们在流亡中的坚守。

《动向》

习近平的宗教政策：控制、干预

四月二十二和二十三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抢眼的是规格突然升高，李克强主持会议，习近平亲自发表长篇讲话，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俞正声都到场以壮声势。往年主持宗教工作会议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在这样的场合成了小喽啰，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这次会议，等于是习近平的宗教政策宣言，非比寻常。不过，要读懂习近平的宗教政策，却需要一点耐心，还要懂一点中共党史及理论知识。

习氏“宗教中国化方向”

比较中共历届最高领导人的讲话风格，读习近平的讲话是最痛苦的。就讲话风格而言，毛泽东肆意残忍，邓小平实用狡猾，江泽民附庸风雅，胡锦涛平直无趣，而习近平则是用大量的空话套话大话包装，你知道他言不由衷，就像“四个全面”一样，十句有九句是不打算真做的，但是你得设法找出藏在长篇里的那一句，读出他的言下之意，那才是他的想法和政策。这种讲话风格，看来和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验有关，文革时期的社论都是这个味道。在习近平讲话中任意选一节，一连串的句子都以抽象动词开始：必须坚持、全面贯彻、依法管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等等。还有大量的热爱、维护、拥护、坚持、积极践行、弘扬、努力、遵守、投身等等。这是一些动词，读来却不知是什么动作，最后归结为“实现”“中国梦”，真像梦呓一样，不知他要你做什么。但是，显然习近平喜欢这种讲话风格。

在习近平讲话中实质性内容也是有的，那就是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来“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这样的大词包装里面的真货是“宗教中国化方向”，然后又是一长串的抽象动词构成的句式，看上去理直气壮，不知所云令人头晕。我把这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三遍，这才明白原来就是一个简单的意思：党要领导宗教。其实就是一个关键词：控制。习近平居然还说党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说党的方针是“导”，“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类似的文革式句子还有很多，长篇大论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宗教必须在党的控制之下，党能控制的就是允许的、鼓励的，党不能控制的就是不允许的。

就这样，习近平大大方方地端出了他的“政教分离”：“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习近平知道，当今世界已经走出了中世纪，现代世俗国家大多数是政教分离的，只有少数国家仍然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这样的国家被世界潮流视为仍然处于蒙昧状态。政教分离的意思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宗教组织不能干涉国家政治和行政事务，同样，国家也不能干涉宗教事务，不能剥夺民众个人的精神信仰自由，不能侵犯民众以自己的方式崇拜神的权利。习近平的中国特色政教分离却只有前面一半，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事务，后面一半却理直气壮地反其道而行之，他宣布，党是要以国家的名义来干预宗教事务的。

读懂了习近平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这两个术语，就能想明白，习近平的文风是有其必要性的。那种冗长的宏大叙事整个儿是忽悠，最后就是要你接受他的违背常识的“理论”，就像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形容的那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习近平宗教政策的依据就是，控制即自由，干预即分离。

理论的破产和政策的失败

中共的政策制定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理论基础，另一个是现实策略。宗教政策历来也是如此，只不过到了习近平的时代，他手里的政策来源，和他的前辈已经有所不同，那就是，理论已经在实践中破产，已经证明是过时了，但是马列主义的根本理论使得新的宗教理论难以产生；而现实的压力却比以前几十年更大了。

中共一向认为，它的革命是有理论指导的，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共从斯大林那里全盘接受了这一套理论，几乎所有策略、方针和政策都可以从这套理论中得到解释。从延安时代开始，中共就非常重视在全党和全国实行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一直到现在，中共的各级党校，中国的大学中学，每个人都要重复地学习这一套理论。特别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习近平一代，这一套理论可以说是深入骨髓，融入血液。

根据这一套理论，宗教在哲学和世界观方面属于唯心主义，在社会结构方面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这一套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宗教这种意识形态属于落后腐朽的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早晚必然要被消除的。宗教这种落后的东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所以，中共在执政后就系统地展开了清除宗教的运动。不管什么宗教，一概受到压制。神职人员被杀被抓被驱散，教堂清真寺和寺庙被毁，宗教仪式和经典被禁止。这种毁神灭佛的革命，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一时间几乎做到了中国无宗教。

但是，在中共失败的政策中，没有什么比宗教政策失败来得更彻底的了。中共显然小看了芸芸众生的精神世界，文革后一解冻，宗教就如雨后青草一样遍地如茵，即使是几十年前被中共格杀勿论斩尽杀绝的民间道会门，也在悄悄地复苏。

邓小平和他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其实都是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宗教理论的破产并没有促使他们反省中共革命的罪错，只是迫使他们把新政策的重点从理论指导转移到现实需求上。在文化修养方面，习近平这一代人比江泽民、胡锦涛那一代还要差一点，脑子里没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反而更多。习近平在宗教工作会议上说，“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这种说法，给人一夜回到文革前的观感。

但是，不管习近平把“党的宗教理论”念叨多少遍，用大词空话绕多少圈，中共在宗教方面的理论破产、思想贫乏的实际情况是无法掩盖的，而更为迫切的是现实。中国社会的宗教复苏是民众精神需求的必然，而这一切却让习近平和中共夜不成寐，在危机四伏的中国，凡是中共不能彻底掌握在手里的东西，都让它紧张不安。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历经十几年，将境内法轮功完全消声，但是即使是江的中共同事和其后的高层，也心知肚明法轮功是不会消失的，中共早晚要还这笔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是中共不敢以邪教罪名镇压的，但是越来越多的信教民众，让中共难以保持“自信”。伊斯兰教和西部民族问题一体，有极为坚韧的精神传统和组织系统，中共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缺乏正面面对的力量。基督教由于其西方来源，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相比之下汉地佛教没有系统组织，已经被地方政府的“文化产业”收编大半，是中共比较放心的宗教。可是汉传佛教沾染中共习气后的僧团腐败，凸显了藏传佛教的体系完备和良好僧团组织，更显示出中共宗教政策漏洞百出。中共强硬派拒绝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方针，就走上了一条宗教和民族政策的死路。

中共要主导宗教、控制宗教，这种政策必定会引发更多更强烈的政教冲突。读懂习近平讲话，可以预料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宗教政策将以强硬压制为主旋律。

文章来源：动向2016年5月号